前文讲过，日本方面的目的本是阻止东北内向，破坏中国统一，但是他们却用错了方法，反而将东北推向了国民政府一方。奉系统治东北十六七年，根深蒂固，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在整个东北，联日者便是奉系之敌。对奉系来说，日本军阀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私仇公义，奉系都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东北内向和易帜的时机就已经逐渐成熟了。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致电北平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表示出希望和平和不妨碍统一的诚意，还派专使由海道赴北平面见蒋介石，商讨统一办法。最后，双方商定东北三省及热河于1928年7月22日一致易帜，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范围。不料到7月18、19两日，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强行干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只好暂时中止。

虽然东北暂时没能易帜，但张学良却已下定决心归顺南京政府，于是尚驻于关内的奉军余部陆续出关，只有张宗昌、褚玉璞还在滦河一带盘踞。7月15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滦河一带的张宗昌直鲁军残部，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随后，蒋介石又传令白崇禧，让他将军队在天津一带集结待命，等待张学良派人与张宗昌、褚玉璞商议改编之事；然而，当时直鲁军有日本暗中相助，日本还同时不断威胁张学良，要其与南京方面对抗，因此张宗昌方面毫无停战归顺的诚意，甚至还不断增兵，大有袭取天津的态势。于是，关外奉军宣布保持中立，任由蒋介石处置时局。

在军队集结完成后，蒋介石当即下令向滦河扫荡前进。至9月中旬，政府军已经占领了唐山、开平等重城，进抵滦河西岸，直鲁残军则已完全退到河东。这时，张学良又致电政府军，请求暂勿渡滦河，以免误会，并承诺将负责解除直鲁残军之武装，白崇禧是以停止进军，暂驻滦河西岸。9月21日，关外奉军向直鲁残军发起总攻，张宗昌难以抵挡，遂向奉军请求停战。此时，褚玉璞已经表示愿意解除武装并前往奉天，但张宗昌却仍不肯屈服，不过他的部队都已经被打散了，因此不得不化装潜逃，最后被奉军俘获。至1928年9月23日，滦县一带的直鲁残军完全被肃清。

这一期间，日本不断向张学良加压，威逼利诱，张学良虽然年轻毫无经验，却也不为所动。10月初，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蒋介石也发密电给张学良，希望他能在这一年的双十节完成易帜，无奈当时东北内部不稳，奉系旧派张作相和新派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因此张学良也是有心无力。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东三省及热河易帜，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守三民主义。随后，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即被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取代。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成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省政府，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存在16年之久的北洋军阀集团全部覆灭，北伐战争的目标全部达成。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但东北集团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是奉系新派的首领，张作霖生前的智囊，特别受到倚重，所以也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甚至连张学良这个张作霖的继承人都不放在眼里；当初郭松龄起兵反奉，曾以“清君侧”为号召，针对的就是杨宇霆。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曾到滦州与杨宇霆密谈，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但杨宇霆却傲慢的说：我可以跟你父亲做事，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杨宇霆更加骄横。后来，张宗昌在滦州被国民革命军击溃，请求率残军退出关外。当时，因东北需休养生息，而且正酝酿易帜，加上张宗昌平素作为，奉方多不满意，故奉方上下一致反对张宗昌入关。接着，张学良派杨宇霆率兵进攻张宗昌，因为张学良和张宗昌是拜把兄弟，所以杨宇霆出兵前特意问张学良：如果活捉了张宗昌该怎么办？意思是，如果我杨宇霆把张宗昌捉住，你张学良又把他放了做人情，那岂不陷我于不义之地？！杨宇霆这一问，张学良也很难回答，当时恰有一位军官在旁极力主杀，于是杨宇霆就问：是不是按他说的办？张学良点头答应。万万没想到，在这次战斗中，杨宇霆还真的活捉了张宗昌，而且还对他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张宗昌听了大为气愤，逃至大连写了一封长信痛骂张学良，张学良接到张宗昌的信才知道是杨宇霆有意挑拨。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但在皇姑屯事件后却一直在玩火。他不满意张学良，轻视张学良，可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还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他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1929年初，有日本人寄赠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并用红笔把丰巨秀吉与德川家康一段史事勾出来，暗示杨宇霆是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是丰臣秀吉的家将，又是权臣）。日本人此举并非出于对张学良的爱护，而是故意离间，希望张、杨互相争权，互相火拼，给日本人创造机会，因杨宇霆和张学良都是反日的，都不会和日本勾结。

张学良虽有杀杨宇霆之心，但却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传说张学良每次受杨宇霆的气之后，都恨不得立刻下手杀杨，可总是犹犹豫豫不敢下手，于是就打算掷大洋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就下手，结果三掷果然都是“龙面”。当然，这只是传说，事实上最后促成张学良杀杨宇霆的是发生在1929年初的一件事。

1929年1月初，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及其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当天，杨宇霆府上群集东北显要，张学良进入时，杨宇霆不在家，可是客厅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张学良于是也参加了牌局。过了一会，外边有人喊杨宇霆回来了，于是整个客厅都静了下来，杨宇霆昂然进了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对此，张学良心里当然有点不痛快，但最不痛快的是于凤至。当晚回到帅府后，于凤至便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面还有你吗？”。

1929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张学良，打算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任督办，并且还写好了人事命令请张学良签字，张学良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二人离去后，张学良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大帅府，张学良让副官去拿哈密瓜招待，副官去而复返，称哈密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学良便说：“那我自己去拿！”，于是走出老虎厅。大约一分钟后，突然有卫队六人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接着枪声大作，杨宇霆和常荫槐未及反抗即被击毙。

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和地位更加巩固，而且成功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对他不再有“阿斗”的看法，易帜后的东北政局日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