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鉴斋

1924年10月“首都革命”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张、段天津会议后，段祺瑞和张作霖也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10月27日，正在韶关督战的孙中山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为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孙中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11月4日，孙中山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告张作霖自己将即日北上。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11月13日，孙中山抱病乘永丰舰起程北上，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随行，汪精卫（就是汪兆铭，精卫是号）提前一天赶到香港等候。当日下午，永丰舰驶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告别，并检阅军校学生演习。

11月14日，孙中山抵达香港，随即转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启程赴沪；16日，孙中山抵达吴淞口，次日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11月19日下午，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接见上海和日本记者，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说，宣布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

当时，由于北方战争的影响，京沪之间的交通极为困难，津浦铁路已久不通车，上海到天津的轮船也十分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舱座位都已预订完毕。为了赶赴北京，孙中山决定绕道日本转赴天津，随行只要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相伴，其它人员分别乘船至天津集合。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23日抵达长崎，并在船上接见了记者、政界人士和中国学生；24日，孙中山抵神户，欢迎人群达5000多人，各界慕名造访者络绎不绝，孙中山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孙中山离开神户，乘北岭丸前往天津。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大沽口，当时汪精卫已经抵达，并登船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当日中午，北岭丸抵天津码头，约计有两万余人在码头欢迎，段祺瑞和国民军也派代表登船恭迎。随后，孙中山在天津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当日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问候，孙中山随即赶赴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与其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的会谈。事后，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不过，张作霖显然是批评错了孙中山，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北上前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外国人是自然不爱听的。

12月的北方气候极其寒冷，生长在南方的孙中山颇不习惯，再加上到天津时，又是脱帽站立、照相，又是四处奔波，因此在拜访完张作霖回到张园后，孙中山就开始发烧，肝部也感觉疼痛。于是，本来安排好的当晚社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便临时取消了，不过前来诊治的医生却并没有检查孙中山肝部的情况，只是按感冒医治。孙中山服药后，经几天调养，烧是退了，但肝部仍疼痛不止。

孙中山在天津期间，对政治形势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列强对他颇不满意，法国领事甚至不许孙中山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当时北京政府正急切的希望能获得列强们的承认，而列强则要挟北京新政府必须尊重过去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在此情况下，段祺瑞向列强妥协，表示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新政府。至此，孙、段、张三角同盟发生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在是否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分歧严重。

1924年12月3日，北京临时执政府阁议决定，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12月18日，段祺瑞派特使赴天津欢迎孙中山来京，并探望其病情，特使在病榻前向孙中山报告了北京的情况，孙中山对段祺瑞向列强屈服的行为深为不满，大骂了特使一通，病情也随之复发。12月23日，临时执政府公布了善后会议组成，军阀、官僚、政客均在其中，于是孙中山屡次要求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全国各界也相继声援，但段祺瑞最后仅同意在善后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中聘请各省议会议长和教育会、农会、商会各会长一人为委员，这也是后来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其不予承认的原因。

在天津进退两难的孙中山病情每况愈下，随行人员认为与其在天津既不利于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在得到孙中山的应允后，在津国民党人积极部署移京安排，12月31日，孙中山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有30多万北京市民在前门车站聚集，争睹民国伟人风采，这使得重病在身的孙中山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也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中山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接着，孙中山乘汽车直赴北京饭店，媒体记者也随后跟来，孙中山派汪精卫为代表接见了记者。

1925年1月20日后，孙中山病情加重，高烧、不能饮食。在医生的建议和宋庆龄的劝说下，孙中山于1月25日住进协和医院，并进行了手术。手术中发现，孙中山所患之病乃是肝癌，且已到末期，无法医治，只能以镭锭放射法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

2月20日，孙中山病情加重，医生认为抢救成功希望不大，不如趁其清醒之时，请示遗言。于是，随行人员推举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面请孙中山交代遗言。但孙中山似乎不愿如此，双方说来说去，兜了好几个大圈子，孙中山还是没有交代遗嘱的意思；最后，汪精卫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念完之后，孙中山极为满意，于是这篇稿子便成了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之后，汪精卫又拿出第二稿，这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报告，汪精卫亲自念读，孙中山也很满意。正当汪精卫打算拿笔墨请孙中山签字时，孙中山听到房外宋庆龄大哭的声音，于是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病危，于病榻上在前几日汪精卫准备的两份遗嘱上签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接着，孙中山留下最后遗言：

“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统一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所致力之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

说到此处，孙中山甚为激动，而呼吸也越发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都说不清楚了，众人只听到微弱的声音不断反复：“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缔造中华民国的一代伟人与先觉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与世长辞，享年60岁，留下的是一个等待统一的、纷乱的中国。

同日，北京临时执政府决定给予孙中山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也自动举哀，万民雨泣。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中山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拒绝北京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3月15日，在完成防腐手术后，举行大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从协和医院到中央公园，一路上沿途步行护灵致哀者约12万人。4月2日，孙中山灵柩被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送殡者达到30万人。

1925年4月16日，广州政府将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

孙中山大丧期间，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其中就有当初背叛过孙中山的陈炯明送来的一副，颇可一读：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自己的背叛行为，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但未及送达，孙中山就去世了。1933年，陈炯明因肠炎病死香港，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曹锟依靠金钱与军队终于登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这一贿选行为却给了其反对者有力的借口，一时间，全国上下反曹锟、反直系的运动更加激烈的上演了。就在曹锟刚刚贿选成功后两天，南方的国民党就发表了讨曹宣言；又过了两天，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商量讨曹事宜，致电各国外交团，请求不承认曹锟为总统，并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同时致电“反直三角联盟”的段祺瑞、张作霖和卢永祥一致行动。

另一方面，在直系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直系名将吴佩孚本来一直支持曹锟，但在“驱逐黎元洪”和“贿选总统”的问题上，吴佩孚担心会引起舆论非议，影响其“武力统一”的大业，因此主张待黎元洪届满后，再合法参与竞选。就这样，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在直系内部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以曹锟为首的津保派（因曹锟当时驻天津、保定）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因吴佩孚当时驻洛阳）。曹锟当选总统后，两派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还将冯玉祥、王承斌等直系将领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就这样，直系于外有孙、段、张“反直三角联盟”，于内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和齐燮元结成的反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此种形势下，直系决定先发制人。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同为皖系，而江苏督军齐燮元为直系，齐燮元千方百计想将上海和浙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与卢、何二人矛盾极深。另外，直系孙传芳在闽不稳，窥粤无望，也企图向浙江发展，于是便与齐燮元联合，图谋攻浙。对于卢永祥来说，他是不承认曹锟总统之位的，而且还大量接纳反直系的政客和议员，使上海、杭州俨然成为反直的中心，曹锟对此极为恼火，下令褫夺其职务。1924年9月，齐燮元以卢永祥收容为直系孙传芳所击败的福建皖系部队为由，向其发动进攻，引发江浙战争。战争中，直系动员了6个省的兵力进攻上海和长兴等地，卢永祥则将从福建退入浙江的皖系部队和自己的部队组成淞沪联军与之对抗，双方以上海为争夺焦点，因此战斗也主要集中于淞沪周围。后来，直系孙传芳率部由闽入浙，防守仙霞岭的卢军一部倒戈，浙江战场激变，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9月25日，孙传芳进入杭州；之后，齐燮元全力进攻淞沪，扫清上海外围，直抵龙华。10月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14日，齐燮元进占上海，江浙战争结束。

由于孙中山、张作霖和卢永祥订有反直同盟，因此，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于9月5日发表讨伐曹、吴的命令，随后，移师韶关，分两路向湘、赣进军，支援卢永祥对直作战。关外奉系张作霖也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起兵讨直，亲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和热河方面前进。9月18日，北京政府发布讨奉令，曹锟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系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直都想雪耻，于是在日本的全力扶植下，张作霖积极整顿军务，以图再起。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奉军的战斗力已经比两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武器装备水平远远超过直军。张作霖本人看穿了吴佩孚“先平浙江，后取东北”的战略意图，因此硬要陷直军于“两线作战”的境地，遂于江浙战争爆发后立即出兵关内。

此时，直系方面不仅军事实力不如奉军，而且内部还矛盾重重，开战之初，直军即已处于下风。在奉军发起进攻后，曹锟急召吴佩孚由洛阳抵京出任“讨逆军”总司令，发兵迎战奉军。直系中路军出喜峰口作战，被奉军打垮，而领西路军出古北口的直系冯玉祥因与吴佩孚有宿怨，故按兵不动，不支援中路军。与此同时，直奉两军主力在山海关展开决战，战斗十分激烈，吴佩孚和张作霖均亲临前线督战，双方互有伤亡，但不分胜负。谁料就在此时，战局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直系西路军统帅冯玉祥临阵倒戈了。

冯玉祥是“反吴三角联盟”的一员，对吴佩孚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向来不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出工不出力，而且还与张作霖及奉系前线将领有来往，与南方广州政府也有接触，受到奉系的贿赂和国民党的策动。就在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相持，北京防务空虚的时候，10月19日晚，冯玉祥率部倒戈，日夜兼程回师北京，截断京奉、京汉铁路；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进入北京，迅速占领了北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机关，派兵包围总统府，软禁总统曹锟，接管北京全城防务。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称其为“第二次北京政变”，台湾方面也叫“首都革命”。

10月23日，政变当天，冯玉祥与共同参与政变的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24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黄郛、王承斌等举行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并商定先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在孙、段入京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事宜。会议还决定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所部军队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等宣布脱离直系。会后，冯玉祥等联名电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并联合奉系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10月25日，冯玉祥等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0月26日，尚在前线作战的吴佩孚率军回救北京，山海关的奉军趁机全线出击，将大部直军包围在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几乎全部俘获。吴佩孚自山海关到达天津，本想整兵再战，但为时已晚，在国民军和奉军的联合打击下，吴佩孚于11月初从大沽口乘船南逃，撤往湖北岳州。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1924年11月2日，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成立；次日，曹锟宣布辞职，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民国再度进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时期，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的时代终结，直系也从此衰落，中华民国进入奉系军阀统治时期。

摄政内阁成立后，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命令早已退位的清帝溥仪立即出宫，同时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到第二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布成立。

“首都革命”后，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被消灭，国民军崛起，并控制了北京；奉军大批入关，沿津浦线南下，大肆扩张势力。摄政内阁时期，多数人主张北京政府施行委员制，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和冯玉祥等任委员，但北洋军人担心大权旁落，各国使节也担心国民党采取敌视列强的政策，于是1924年11月13日，苏、鄂、浙、闽、赣、皖、豫、陕八省军阀通电全国，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发布的命令。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向冯玉祥施压，要求由段祺瑞出面组织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冯、张之间达成暂时的妥协，张作霖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玉祥则同意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正式成立，黄郛摄政内阁于同日解职。

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又回到了北方。在此之前，我们对北方局势的叙述截止到直系赢得第一次直奉战争，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5月初，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独揽了北京政府大权。直系在努力排挤其它派系，抵制南方广州政府的同时，其首领曹锟还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为了登上总统之位，曹锟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

首先，曹锟否定了大总统徐世昌的正统性。我们曾经讲过，徐世昌是在1918年皖系当政时期由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而安福国会又是为段祺瑞所御用的，而段祺瑞又是在张勋复辟后为孙中山所讨伐的“破坏临时约法”之人，因此，曹锟才说徐世昌总统之位不具备正统性，从而要求恢复民国五年时的国会。民国五年，即1916年，袁世凯在这一年称帝，国会自然就被解散了，后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又恢复了国会，这个国会是附和《临时约法》的民选立法机关。

既然已经全盘否定了与皖系段祺瑞有关的国会，而要恢复1916年的国会，那么很自然的，曹锟就提出了让黎元洪复任大总统。1922年5月15日，直系将领孙传芳发出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5月19日，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发出征求恢复旧国会的通电，得到了一大批军阀和政客的响应。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并宣布1917年6月张勋入京时的国会解散令无效，1918年的安福国会更为非法国会，徐世昌则为伪大总统；自今日始，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6月2日，徐世昌被迫宣布辞职；同日，曹锟、吴佩孚等联名通电，迎黎元洪依法复大总统之位。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下令撤销民国六年六月的“解散国会令”，旧国会得以恢复。这一事件被称为所谓“法统重光”。

严格来说，黎元洪和民国五年的那个国会早已期满，并不存在所谓恢复的问题，直系搞“法统重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去法律依据，陷南方护法政府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进而达到取消广州政府的目的；另外，“法统重光”还可以抵制各地兴起的“联省自治”潮流；同时，借“法统重光”搬到徐世昌，让并无实权的黎元洪做过渡工具，也可以为曹锟当上大总统铺平道路。

“法统重光”后，民主共和的步伐并没有加快，加快的反而是直系“武力统一”的脚步。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计划一面准备与关外奉系张作霖开战，一面联合陈炯明对抗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将直系势力伸向南方，同时派孙传芳等起兵进攻福建、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地方各省军阀为了抵制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保住自己的地盘，纷纷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相抗衡。

经过连年征战，直系军阀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控制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巩固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后，曹锟便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步计划，发动逼宫政变，胁迫黎元洪去职。

第二步计划实施所借助的是1923年5月的制宪经费政潮。旧国会恢复后，一些议员认为，过去国会两度被解散均由宪法问题引发，致使民国成立11年来一直都没有正式宪法，因此他们主张应抓紧制定宪法，于是便出现了“先选后宪、先宪后选”的问题，制宪问题又与现实政局连在了一起。拥护黎元洪的议员主张加快制宪，而拥护曹锟的议员则想以拖延制宪来帮助曹锟上台，于是附曹派议员便随意缺席会议，致使宪法会议多次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制宪计划遥遥无期。眼看本届众议院到1923年10月就将届满，于是有人提出修改宪法会议规则，将法定人数减少，并规定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就发20块钱，缺席则每次扣20块钱；该提案随后获得国会通过，两院议长和部分议员面见黎元洪，要求拨付，黎元洪见此法于己有利，有助于先宪后选，便积极筹划。黎元洪与内阁总理张绍曾商议后决定，这笔钱从海关建筑经费里下拨。

曹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授意拥护自己的直系内阁成员挑起府院冲突，制造内阁危机。这次危机的制造，就不能用“缺席”的方法了，因为黎元洪在“奖惩费”上做文章，直系议员也都不是和钱有仇的人，于是他们再次全体出席国务会议，但却在会议上对总统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决定制宪经费一事提出质问，指出这违背了责任内阁的精神，其中必有黑幕，应该取消。在附曹派议员的压力下，国务总理张绍曾连连推卸责任，说这全是总统一人的主意。后来，黎元洪多次公开解释说，划拨制宪经费只是为了尽早完成制宪，绝不是为自己赢得选举而讨好国会，但曹锟一伙已是箭在弦上，哪里会听这些解释。在6月6日的国务会议上，附曹派议员拿出了事先就已准备好的辞职通电稿，并声称黎元洪近来或者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政务，或者以命令的方式将政务处理结果交到国务院，要求照办，这已经构成越权，使责任内阁精神遭到破坏，既然总统不信任我们，我们也只好主动让贤，免得贻误国事。内阁总理张绍曾在无奈之下只好宣布内阁总辞职，并于当晚离京赴津。

6月7日，黎元洪通电说明府院矛盾的原委及自己的苦衷，对内阁表示挽留，并派人赴天津劝说张绍曾返任。张绍曾虽然不愿下台，但也明白这一切都是曹锟一派蓄谋已久的，于是就婉言推辞了来人的劝说，不过临了还是暗中摆了一道，他让与自己同到天津的秘书长张廷谔带上国务院的空白命令纸赶回北京，盖好副署印信后送入总统府，以便黎元洪组织继任内阁。然而这时的张廷谔早已被曹锟收买，回京后便将空白命令纸深藏于怀，于是附曹派便得以按计划阻碍黎元洪再次组阁，静候黎元洪独力难支时自动下台。

但是，黎元洪却没有主动退缩，在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人马商量继任总理的问题。于是，附曹派开始安排陆军军官以内阁无人负责为由直接向黎元洪索饷，并让巡警全体罢岗，使北京秩序无人维持；同时，又有唆使市民在总统府请愿，所谓“国民大会”在天安门举行，纷纷要求黎元洪马上下台。此外，这一期间，直系冯玉祥等九个省区的军阀通电指责黎元洪违法越权，干涉内阁。此后，北京局势更加混乱，黎元洪虽多方解释并筹划重组内阁，但都无济于事，没人敢跳内阁这个火坑，最后总统府甚至被断水断电。6月13日，黎元洪被迫出走天津，并宣布将政府迁到天津。黎元洪一行刚到天津，就被直系人员扣押，被迫交出了总统府印信并签署通电稿，宣布辞职，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这才得以脱身。曹锟一伙成功完成了逼黎下台的“第一次北京政变”，民国进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时期。

第一次北京政变后，不满直系的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有的去天津投奔黎元洪，有的则南下广州。这样一来，急于当总统的曹锟便因留京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国会进行选举，于是，在美国银行团和各省直系督军、省长的“资助”下，曹锟以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当时，曹锟以40 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并以每张选票五千到一万元的价格，贿买议员500多人（这批人被称作“猪仔”议员）；10月5日选举时，曹锟又派出大批军警、宪兵在北京街头、会场内外进行警戒，当天有593名议员出席，曹锟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

1923年10月10日，曹锟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并提名由孙宝琦组阁，完成了第三步计划。接着，“猪仔”议员们赶制了被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

如前文所述，孙中山于1922年秋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最早参与国民党党务的是当时中共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随后又有大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重要部门任职。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会议，出席代表165人，会期十天。大会着重讨论了容共问题，期间虽然有反对声音，但附议者甚少，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遂被确定；此外，还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反对“跨党”，中共李大钊反驳说共产党是想对国民革命作出贡献才加入国民党，其结果必然是无损而有益。当时，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都没有把跨党问题看得太严重，认为以纪律相约束即可，于是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章程》中便删去了禁止党员跨党的规定，这样一来，中共党员们就可以保有原来的党籍，只是“精神上”与国民党结为一体。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这是执行“联俄容共”政策中的一项失误。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其中中共党员3人，分别是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分别是沈定一、于方舟、韩麟符、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没有中共人士；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九个部，更是只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和农民部长林祖涵为中共党员。从上述权力分配情况来看，中共在国民党内仅靠正常手段和程序是很难做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在国民党容共后，中共的发展极快，以致于后来蒋介石不得不以流血方式铲除党内的中共势力。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了成功的党团活动，而当时又有国民党人因同情共产党并需要苏联援助而没有对此予以有效的制约。

不管怎样，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总结过去数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放弃了“以军阀制军阀”的政策，转而寻求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制衡苏联和中共势力的日益壮大。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1923年重返广州后便着手准备筹建军事学校，后来成功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因此也被称为黄埔军校。后来，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所组成的武装力量成为国民党反军阀、反帝以及反共的主力；许多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军官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20年代到民国退守台湾，他们一直都是中国军政两界最活跃、最重要的力量，中共有很多高级将领、开国元勋也都出自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代表。1924年5月5日，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培训，6月6日正式开学。随后军校学生数不断增加，至1926年北伐战争之前，已经接近万人，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成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骨干，而另一部分学员则成为中共武装的中坚。

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于1955年对解放军将领进行了第一次授衔。这次授衔产生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和57位上将。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黄埔军校，分别是叶剑英（教授部副主任）、陈毅（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聂荣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徐向前（黄埔一期）、林彪（黄埔四期）。十大将中有三位出自黄埔军校，分别是陈赓（黄埔一期）、许光达（黄埔五期）、罗瑞卿（武汉分校）。五十七位上将中有八位出自黄埔军校，分别是周士弟（黄埔一期）、陈明仁（黄埔一期）、杨至成（黄埔五期)、宋时轮（黄埔五期）、张宗逊（黄埔五期）、郭天民（黄埔六期）、陈奇涵（学生队队长）、陈伯均（武汉分校）。此外，中将中还有九人，少将中还有八人，其它在建国前牺牲的中共黄埔学员也有数十人。

至于国民党军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骨干就更多了，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就有近四十人，在中将中，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五十余人。这些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杜聿明、陈明仁、孙元良、桂永清、关麟征、宋希濂、胡宗南、侯镜如、郑洞国、戴安澜、谢晋元、张灵甫、胡琏、李弥、王耀武、戴笠、廖耀湘等人。

1924年8月，广州发生了广东商团叛乱，煽动商人罢市；10月1日，黄埔军校学员出动，成功镇压了商团叛乱，首次树立了军威。

国民党容共、黄埔军校创立后，共产党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时任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积极向各地派遣党员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广东各县均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工人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员廖仲恺同情共产党，其秘书就是中共党员，因此凡共产党提出要建立的工会，都很快批准。农民部长林祖涵也是中共党员，他大力发展农民组织，扩大共产党在农民阶层中的影响力。此外，共产党还充分利用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借助任职于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党员不断在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阵营中的势力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的不安，后来李大钊承认北京政府，于是各地国民党员纷纷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检举中共违反党纪。1924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各地提交的弹劾案，汪精卫、胡汉民等都主张尽力弥补两党关系，中共于树德也辩解说两党冲突不能只怪中共一方，瞿秋白则提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应遵守党纪。最后，会议仅作出加强党纪的决定，没有对所谓两党冲突进行深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受革命形势所迫，国民党不想因与中共闹僵而失去苏联的援助，同时，孙中山和廖仲恺也不相信共产党有颠覆国民党的力量。

然而，弹劾案的草草收场却给国民党和革命阵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受弹劾案影响，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结下仇怨，共产党开始寻找机会对国民党进行报复，国民党监督共产党的形势于是变成了两党互揭伤疤的形势。另一方面，当初提出弹劾案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温和态度感到气愤，最终变成了对党务漠不关心。至此，国民党的“容共”已经由“容纳”共产党变成“容忍”共产党了，国民党内的反共一派蓄势待发，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不但使孙中山的北伐大业中途夭折，而且还使孙中山本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孙中山避难上海期间，苏共和共产国际积极与孙中山联络，希望能让中共加入国民党，联手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大批激进的信仰共产主义且对苏俄革命十分狂热的年轻人在中国崛起，这让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希望能让这些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年轻人加入国民革命的行列，因此孙中山便有了“联俄容共”的想法。1922年9月，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研究了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先介绍一下上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中共和其它近代政党不同，他们在后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后还将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且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论源于德国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初衷是要改变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的弊病，本打算以德国为起点，进而推广到西欧，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推行甚为困难（其实就是到今天也是这样的状况，因此在这部分内容中，有很多东西我真是难以启齿）。1913年，俄国共产主义者列宁提出了有关共产主义发展的“亚洲第一路线”的说法：“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意思是通过亚洲将共产主义带到欧洲。1917年，列宁在俄国成功的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此便更加坚定的要将共产主义的起点从欧洲转向亚洲。

此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到“五四”之后，中国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探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激进青年。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庚子赔款。虽然这一切承诺最终并没有完全兑现，但苏俄在中国民间却赢得了广泛好感，马列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1920年2月，时任北大政治系主任的李大钊在伴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便与其交换了关于建党的意见；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进行准备；4月，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吴廷康（也就是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谈组建共产党，李大钊介绍吴廷康到上海拜访正在那里主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出任书记，随后迅速向全国发展组织，相继成立了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在国外，日本、法国也相继成立旅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控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吴廷康共同协助建党，联络散落在国内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代表陈独秀出席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吴廷康也列席了大会。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立了党名，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此后，中共独立发展，先后成立了27个省市支部，党员人数迅速增加。

孙中山在1918年遭桂系排挤第一次离粤赴沪期间，曾致电苏俄祝贺其革命成功，由此与苏俄建立了联络。此后，孙中山和苏俄人士在上海、广州等地多次会晤，争取到了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中共成立后，苏联于1921年派马林到广州，与国民党干事长张继和中共广州负责人陈公博商谈两党合并问题，陈公博反对，张继赞成，于是马林又在当年底到桂林找到孙中山，建议其改组国民党，与中共合作，与苏联联合，但孙中山拒绝与中共合并，仅答应与苏联做道义上的联络。

1922年5月，苏联再次派出代表到广州会见孙中山，建议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战线，孙中山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拒绝两党联合，马林对此表示可以接受。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进行；8月，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中，共产国际马林提议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驻沪各省同志53人交换意见，一致赞同改组中国国民党；6日，孙中山指派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等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委员，准备改组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员入党。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述国民革命之历史，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并树立党纪；次日，国民党党章公布。

当时，奉苏联政府之命在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因谈判破裂，于1923年1月16日离开北京抵达上海，与孙中山直接商谈“联俄容共”问题，并于26日发表共同宣言，这份宣言又叫“越飞宣言”。宣言的内容包括：共产主义及苏联的制度均不能用于中国；苏联政府放弃沙俄时代在华的一切特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待外蒙白俄威胁解除后，苏联军队自当撤出外蒙。

在将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后，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随之加速开展起来。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并确立了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当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和军事；9月，孙中山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这以后，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了实行阶段，孙中山为推进改组工作，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经验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中共李大钊等五人为改组委员。10月24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中共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同时，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谭平山、李大钊等到上海、北京等地，负责各地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力排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干扰，坚持“联俄容共”，积极筹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12月，孙中山公开声明：我们已经不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前面介绍过，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在北方爆发。在此之前，孙中山已与皖、奉两系结成了孙、段、张“反直三角联盟”，也称“三角同盟”，因此广东方面本应尽早派兵北上，配合奉系张作霖部署军事行动。但是，由于陈炯明事件的发生，孙中山被迫中途返粤，耽搁了时日，因此直到1922年5月4日，孙中山才再发北伐令，在韶关建立新的北伐大本营，改从江西出兵北伐。

这一次，北伐军以李烈钧为总司令，兵分三路攻入江西，以期与北方奉军协同一致。不料，就在孙中山下令北伐的第二天，奉军就输掉了战争，张作霖率部撤出山海关，直系因此得以腾出手来阻击孙中山的北伐。尽管如此，北伐军仍然取得了节节胜利，于6月13日攻克赣州，随后进占吉安，直逼南昌。不料这一期间，北京政府以五百万银元收买了陈炯明，陈炯明乘广东空虚之机发动了兵变。

5月18日，陈炯明策动其亲信部将叶举等率部从广西返回广州，通电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项职务，并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还在广州滋事破坏，制造乱局。6月1日，孙中山率少数卫队从韶关赶回广州处理此事，陈炯明觉得时机已到，便于6月14日囚禁廖仲恺。6月16日凌晨，叶举等人发动兵变，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化妆出逃，于17日登上永丰舰避难（这艘军舰于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被改名为“中山舰”，1938年，该舰在武汉会战中被日寇击沉，直到1997年才被打捞出水，当时内地电视台曾大肆报道此事。中山舰在其服役的25年中，先后经历了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山舰事件、武汉保卫战四大历史事件，可谓是孙中山先生历经磨难、矢志救国的历史见证）。此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其余几艘战舰游戈于附近航道，与陈炯明叛军相持50余日，等待入赣北伐军回援，共同歼敌。

孙中山广州蒙难，驻于永丰舰期间，有两件事是值得提及的，这两件事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书籍中都是很少介绍的，其原因是大陆方面认为不值得说，或不想说。

第一件事是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时，孙中山声泪俱下，不肯离开，要以身殉职，昭示天下。后在夫人宋庆龄的苦苦相劝之下孙中山才离开，其警卫营长叶挺﹑薛岳率众拼死抵抗，这才保得孙中山周全。然而，身怀有孕的宋庆龄最后离开，因沿途惊吓、颠簸弄得腹中胎儿流产，也从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第二件事是台湾历史教科书一定要讲的“蒋中正赴难永丰舰”。

蒋介石是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的人，早在孙中山于广西积极准备北伐时，蒋介石就说过“陈炯明不可信任”，但当时孙中山信任陈炯明，蒋介石只能谨守缄默。后来，蒋介石曾多次提醒孙中山提防，但都没能获得重视。至1922年5月底，叶举率部回到广州后，蒋介石又屡屡致电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促请他们务必进攻叶举指挥下的陈炯明部队。待孙中山自前线返粤时，蒋介石为保护孙中山免遭陈炯明伤害，又多次提醒，但孙中山认为这是蒋介石和陈炯明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已，根本没有理睬。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蒋介石发去急报，要他速来支援；蒋介石于6月18日收到电报，25日离沪赴粤，一路上披星戴月、马不停蹄，29日抵黄埔，随即直赴黄埔永丰舰晋见孙中山。

孙中山见蒋介石危难之际不远千里，不畏炮火，勇扑虎穴，助其脱险，心中感动无比，只觉得是“患难见真情”，并对自己过去对蒋介石的误解表示无比的惭愧。也正是从那时起，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重要起来，孙中山曾说：“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随后，孙中山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从此正式执掌国民党军权。蒋介石在患难之中，随侍左右，安危共仗，生死相伴，令孙中山感动得涕泪纵横；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和蒋介石有过一张合影，照片上，孙中山坐在甲板椅子上，蒋介石伺立于后；这张照片在历史上十分有名，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或相关书籍、历史博物馆等随处可见，它是蒋介石一生命运转捩点的历史证明，是日后蒋介石发迹的政治资本。

不过，客观的说，蒋介石绝非浪得虚名，他统兵应险后，情势便发生了逆转。从蒋介石赴难登上永丰舰那天起，陈炯明就已经是心有余悸了，后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孙中山的舰队冲破敌军炮火封锁，粉碎了敌人企图用水雷谋杀孙中山的计划，有力的保护了孙中山夫妇。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曾电令李烈钧迅速归师回粤，协助平叛，但北伐军从赣南回师途中受到了陈炯明叛军和直系军队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进展十分缓慢，后经月余苦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蒋介石的劝说下，孙中山鉴于形势的恶劣，决定离开广州，暂作躲避，调养休整后再作打算。8月9日，蒋介石随孙中山乘英舰赴港；10日，又换乘俄船返沪。第二次护法运动终因陈炯明的叛变而失败。　　

为消灭陈炯明叛军，孙中山于1922年10月将驻福建的北伐军组成东路讨贼军，又以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等组成西路讨贼军。1922年12月，各路讨贼军共同向广东进兵；1923年1月，讨贼军击溃陈炯明，陈炯明退守惠州。

1923年2月，孙中山自上海重返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大元帅府，恢复元帅制。3月2日，大元帅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回想过去十数年的革命历程，孙中山感慨万千。自革命以来，孙中山凭借的仅是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对民族、国家危亡的担忧，手中却并无可用来铸就新国家的工具——武昌起义，靠的是新军的力量和湖广总督瑞澂的临阵脱逃才侥幸成功；“二次革命”是依靠李烈钧等，他们既败，革命也就败了；护国运动全靠西南军阀；后来自己组建护法政府，也是靠陆荣廷这帮西南军阀的拥戴才得以成功，然而第二年就又被这些人挤兑走了；第二次在广州组建政府，是靠自己一手培养的陈炯明，可是后来居然连陈炯明都叛变，而且自己还差点丢了性命……想起这些，孙中山深深感到，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革命理想便很难实现，为此，孙中山决定抛弃护法的旗帜，通过建立自己的革命武力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

就在北方军阀连年混战之时，南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断，南方政权也随之而不断的更迭、演变。民国最初15年的历史虽然一直都是分为“南北两条线索”在发展演进，并且不断爆发南北之间的战争，但最终结束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是历尽磨难的南方政府，因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暂时将视线转回到南方，介绍一下在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革命形势和政权的发展及更迭情况。

当初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力图北伐以恢复共和，但由于广州军政府为桂系把持，孙中山最终于1918年5月遭到排挤，被迫离开广东。此后，广州政府为桂系势力所控制，并参与了徐世昌主导的南北议和，但桂系始终觉得国会在广东可能影响和谈，于是停发国会经费，使国会难以运作；1919年7月，桂系将国会迁到云南，9月又转移到重庆，但南北和谈仍旧没有结果。除此之外，广州桂系军人还不断排挤在粤革命力量，陈炯明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陈炯明是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任大元帅时亲手培植起来的将领，一直受到桂系的排挤，为此孙中山于1917年底安排他领兵攻闽，向福建发展，称为援闽粤军。陈炯明在闽2年期间，军事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与北京政府委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有所接触，李厚基为保住自己的地盘，表示愿意帮助陈炯明打回广东。此时，孙中山为继续护法，也打算先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建立根据地，因此他利用军阀之间矛盾，联合皖系闽督李厚基和滇系唐继尧共同对付陆荣廷，当然还有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陈炯明，并将希望寄托在了陈炯明的粤军身上。

1920年8月11日，陆荣廷操纵军政府发出进攻福建的动员令，桂军三路进袭驻闽粤军。8月12日，在孙中山的催促下，陈炯明在漳州誓师，返兵攻粤。8月16日，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

当时，粤军分兵三路进攻广东，陈炯明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并提出“广东人不打广东人”的口号，因而所向披靡，军事上节节胜利。9月，朱执信等策动地方军阀李福林等部脱离桂系，响应粤军；10月22日，粤军攻占惠州，桂军全线崩溃。第一次粤桂战争进行时，北方的直皖战争已经结束，获胜的直系军阀对南方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大加拉拢，再加上当时的战局又对桂系不利，于是10月22日，南方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通电宣布辞职；24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以四总裁名义通电宣布撤销广州军政府，声明南北统一；26日，广东督军莫荣新宣布广东取消自主，并率残部逃出广州。11月初，陈炯明率粤军进入广州，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纷纷逃走；至11月下旬，桂军全部退出广东，第一次粤桂战争即告结束。

继广东宣布取消自主之后，广西督军谭浩明也宣布取消自主，而北京政府则不顾南北分裂的事实，单方面宣布南北“和平统一”，并以总统徐世昌的名义下令，准备改选国会。对此，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三总裁先后通电反对岑春煊、陆荣廷的南北议和，否认他们取消军政府的决定。1920年11月底，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从上海回到广州，重组南方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几乎与第一次粤桂战争同时，川、滇、黔三派军阀在四川也大打出手。滇系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之后即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断打击在川的其它军政力量。1920年5月，唐继尧命在川的滇军和黔军进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部，引发川、滇、黔战争。战争之初，熊克武不敌唐继尧，退出成都，后又卷土重来收复成都，进而将滇黔军势力全部赶出四川。接着，回到贵州的黔军发生内讧，撤出四川的滇军内部也发生哗变，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初辞职，出走香港。

第一次粤桂战争和川、滇、黔战争结束后，1921年4月，按照孙中山的建议，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改元帅制为总统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并组织政府，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总长，李烈钧为参谋长，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与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相对峙的南方政权又回到了孙中山的领导之下，南北两个民国政府相对峙的局面再次形成，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始。

孙中山在就职之时，提出了四大方针：地方自治、和平统一、门户开放和发展工业。

当初，孙中山遭排挤离开广东，驻于上海时，对革命党党务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前面介绍过，国民党于1912年组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国会多数，制衡袁世凯独裁；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即四分五裂；1914年，孙中山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故在国民党之前冠以“中国”二字），发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国民党成立日。

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等随即准备发兵广西，消灭桂军。而此时，退出广东的桂系军阀也不死心，陆荣廷在直系的支持下于1921年6月集结重兵向广东发动进攻，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孙中山以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分兵三路进入广西。期间，不断有桂军将领宣布独立，粤军进展极其迅速，至当年7月，陆荣廷即感到大势已去，并于16日通电下野，逃往龙州。8月5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后占领龙州，陆荣廷等逃亡，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两广统一于广州政府之手。

平定广西后，孙中山准备利用北方军阀混战的局面，由桂入湘进行北伐，统一全国，非常国会于1921年10月通过了北伐议案。11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集结4万兵力积极准备北伐，并令陈炯明驻守广州，负责后方保障。此时，孙中山还与皖、奉两系结成了孙、段、张“反直三角联盟”，意图联合各方力量推翻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这一事件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动员令，北伐前锋部队随即开进湖南。不料此时北伐军后院起火，坐镇广州的陈炯明突然发难。

自粤军定桂后，陈炯明居功至伟，且大权在握，羽翼已经丰满，于是便做起了“广东皇帝”的美梦，妄图称雄于西南各省。孙中山北伐期间，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通气，并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宣布不再支持孙中山北伐，力主广东自主，并不再为广西的北伐军提供军需接济，向孙中山施加压力，阻止北伐军入湘。3月21日，陈炯明在广州刺杀了支持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囚禁廖仲恺，以牵制北伐力量。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被迫改变计划，督师回粤；4月，孙中山回师广州，免去了陈炯明广东省长、内务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职务，但陆军部长职务仍予保留。孙中山对陈炯明的手下留情本是为“以示期待”，但不料这竟为后来陈炯明叛变、第二次护法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趁梁士诒内阁亲日卖国行径遭到全国舆论声讨之机，吴佩孚联合直系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接连发出讨梁通电，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并请总统徐世昌罢免梁士诒。迫于内外压力，梁士诒于1922年1月底托病出京，其内阁就此倒台。然而，这一切却成了后来直奉战争的导火线。

其实，奉系张作霖此前一直在积极准备战争。前面介绍过，没能染指长江流域的张作霖与皖系背景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结盟，卢永祥为对抗直系以保浙江，便于奉系走到了一起，奉系与皖系段祺瑞形成联盟。不仅如此，张作霖还联络了广东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已经回到广东组织了第二次护法运动，并正在进行北伐，这部分我在后面的文章中介绍），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孙、段、张“反直三角联盟”。另一方面，张作霖还积极鼓动张勋重整旗鼓，加入到反直队伍中来。

1922年4月9日，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图控制局势，然而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张作霖的如意算盘在这时一一落空。首先，段祺瑞虽然叫得挺欢，但出力甚少，态度也日趋消极，其余皖系大员也大多都在天津不作活动，只有张敬尧、张宗昌、吴光新跃跃欲试；其次，本想东山再起的张勋因旧部零散、离心离德而力不从心；另外，孙中山的北伐军方面也因受制于陈炯明而没能按期发兵；其它各省督军也因各种内外原因没能及时策应。

直系方面，曹锟兄弟一直都不愿意与奉系刀兵相见，因此吴佩孚可谓孤掌难鸣。1922年4月11日，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主张抗张拒奉，曹锟不得以将其主和的兄弟曹锳撤职，并将直系全军指挥大权交给吴佩孚。此时，因孙中山的北伐军未能及时出动，吴佩孚得以将驻湘直军北调参战。

1922年4月29日，张作霖向奉军下达了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直系和奉系军队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东线奉军以骑兵冲击直军，使其溃退，奉军一度对直军形成包围之势。西线方面，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展开激战，双方屡进屡退，死伤无算。起初，直军坚守，双方相持一昼夜，至4月30日，吴佩孚亲临西线督战，下令反攻，并派主力迂回到卢沟桥奉军侧后；奉军腹背受敌，又赶上吴佩孚援军抵达，攻占了丰台，自己军队中还有一个师倒戈，于是被迫放弃卢沟桥、长辛店，向东北方向撤退。东线奉军听闻西线溃败，也开始撤退，张学良所部虽然期间打了一些胜仗，但于事无补，奉军大势已去。此时，直系军队乘胜出击，在马厂一带消灭奉军7000余人，奉军败退，后又在军粮城与直军2万人展开苦战，奉军再败，直军前锋直抵芦台，奉军至此全线失败，士兵战死2万，伤与逃万余，被俘近4万，入关部队所剩不多。

奉军两线战败后，张作霖匆忙回到天津，并下令总撤退，同时积极部署防御。接着，徐世昌饬令奉军退出关外。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脱离北京政府；6月3日，东三省议会选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4日，张作霖就职，宣布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6月8日到13日，直奉两军再次展开战斗，双方互有胜负，张作霖也在各国驻沈阳领事的劝说下接受停战。6月18日，直系、奉系两军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次日，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撤回原防区，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结束。但是，对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令，张作霖则仍然对北京政府保持独立的姿态。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大权全部由直系所控制。

在日本，奉军战败后，那些因吴佩孚曾攻击亲日派而不喜欢他的政客积极主张支持张作霖搞东北独立。可惜他们看错了张作霖，张作霖不是可以收买的——实际上，奉系张作霖最令人钦佩的就是他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绝不肯做卖国之勾当，张作霖虽然战败，但仍有能力自保东三省，日本人想乘奉系战败自保之际，予以支援，借以在东北获取更大利益，简直是白日做梦。
　
这里，要插播一段内容，那就是民国初年的外蒙古局势。

在辛亥革命期间，外蒙古的一些王公僧侣在沙俄的支持下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随后外蒙叛军和沙俄军队联合赶走了驻外蒙清军，并成立了大蒙古国，成为了沙俄的傀儡。1913年，民国政府在与沙俄签订的声明文件中，规定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外蒙仍为中国的一部分。1914年，沙俄派军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随后宣布将该地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强占了约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历届中国政府均未宣布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签订《中俄蒙协约》，中国仅仅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宗主权，沙俄则保持自外蒙“独立”以来所攫取的全部特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虽然在1919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在外蒙问题上，苏联历届政府却都支持其“独立”。1919年11月，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带兵进入外蒙，强行通过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民国政府驻军库伦。1921年，外蒙再次闹起独立，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无暇北顾，因此远东白俄势力趁机侵入，占领库伦，扶植外蒙活佛、王公独立；其后，受苏联支持的蒙古共产主义势力组建“临时人民政府”，并请苏联红军以清剿白匪为名出兵占领了库伦，后来还占领了外蒙古全境，并组织了君主立宪政府，宣布外蒙古独立。北洋政府对此虽然表示抗议，但也无可奈何。

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的支持，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当年签订的《中苏协定》中也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战后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并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还商定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保密。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中苏谈判中，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否则苏联将不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当时的中国已无力管理外蒙，更何况外蒙和内蒙此时正准备联合起来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安全。无奈之下，蒋介石同意接受苏联的条件，并于8月签署条约，规定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日本投降后，外蒙古举行全民公决，全票通过独立。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鉴于和苏联的特殊关系，默认了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很快就与其建交；其后，中共虽然曾向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过此事，但仍遭拒绝。而退守台湾的民国政府则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此即所谓“控苏案”，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因此一直到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仍包括外蒙古。苏联在外蒙的驻军直到其解体后的1992年才撤出。

“五四运动”之后，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但段祺瑞仍然利用安福系控制着国会，皖系势力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与皖系向来不和的直系便开始与关外的奉系接近，谋求联手对抗段祺瑞；而奉系方面，因当年6月段祺瑞派其心腹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由此伸入外蒙，与奉系利益发生冲突，奉系因此迅速与直系相结。同时，西南军阀也被拉拢进来，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西南军阀结成了“反皖同盟”。

1919年6月，迫于当时“五四运动”的压力，徐世昌免去了钱能训国务总理的职务。接着，徐世昌本打算让其旧部出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和“安福系”却另有人选，双方争持不下，只好让财政总长龚心谌暂时代理。后来，徐世昌经反复思考，决定推荐陆军总长靳云鹏出任，因为靳云鹏既是皖系要员，又是徐世昌门生，还是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曹锟的换帖兄弟。这一提案很快在参众两院通过，10月，靳云鹏出组内阁。然而，靳云鹏虽属皖系，但却因与徐树铮不和，而同段祺瑞日渐疏远，所以靳云鹏执掌内阁期间，多次受到段祺瑞的刁难，屡求辞职，使直皖裂痕更加扩大。

1919年秋冬期间，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结成反皖七省联盟，在军事上实现了直奉联合。这一期间，尚在湖南前线的直系吴佩孚鉴于直皖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湖南军事行动的徒劳无益，决定领兵北撤，以靳云鹏为内应，向北京段祺瑞发难。1920年1月，吴佩孚要求班师的电报飞到北京，段祺瑞为防放虎归山而采纳徐树铮的建议，决定将吴佩孚的部队堵死在其归途必经之地河南。为达到这一目的，段祺瑞利用安福系操纵国会通过了以皖系吴光新替代直系赵倜出任河南督军的议案，结果导致赵倜的不满，豫督赵倜由此加入七省联盟，七省联盟变成了八省联盟。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策划对皖系的武力行动。5月20日，吴佩孚从衡阳向北撤兵，并通电指斥安福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要求驱逐徐树铮，解散安福俱乐部。6月上旬，奉系也派出军队以“拱卫京师”为借口，进入关内配合直系倒皖。7月1日，曹锟、吴佩孚公开发布反皖通电；4日，徐世昌在直奉两系压力下，免去徐树铮职务。面对危局，皖系方面也多方筹划，准备反直战争。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阁员及军政首脑联席特别会议，发出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通电，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之职；9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10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12日，直奉方面通电讨段；13日，张作霖率兵入关；同日，段祺瑞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的檄文；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

当时，直系军队南扼京汉线，其控制下的河南、湖北、湖南连成一片，又与西南军阀结盟，可谓无后顾之忧，东面则与奉军联合，共占京奉、津浦路，西北方面也有亲直系的军队。京直一带的皖军虽兵力不少，但处于四面被围的态势，战争形势显然对皖军不利。开战后，直军在东西两线均避皖军之锋芒，诱敌深入，然后发动突然反击，至18日，西路皖军全军覆没，直军进占琉璃河，20日抵长辛店、卢沟桥，直逼京城。在东路，皖军与直军相持于北仓，后奉军抄袭皖军后路，直军开始反攻，皖军败溃，徐树铮只身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辞职，仅仅5天，皖系就输掉了直皖战争；23日，直奉联军进驻北京。

直皖战争结束后，徐世昌下令撤销对曹、吴的处分，免去段祺瑞的各项职务，撤销西北边防军，通缉在逃的徐树铮等人，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退出北京政府，从此衰落，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中华民国进入直系军阀统治时期。然而，在外交上，直系和奉系分别依靠英美和日本，因此二者不可能长期相安无事。事实上，直皖战争结束后不久，直奉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并很快就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斗争。

直奉冲突的原因有四：

其一，直皖战后，直系更多关注如何抢夺北京政府大权，而奉系则大肆抢夺皖系的辎重财物；此外，战争中奉系出兵甚少，而战败皖军却多由奉军收容改编，使奉军的装备和人员都得到了扩充和增强。这一切都引起了直系的不满。

其二，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各向长江流域扩张势力，但直系占先，安徽督军、江苏督军均由直系成员出任，张作霖保举之人均被拒绝，使奉系染指长江中下游的企图受挫；1921年，吴佩孚夺取湖北，控制了湖南，两湖又纳入直系势力范围，奉直矛盾更加激化。不得志于长江的张作霖转而同皖系背景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结盟。

其三，以日本为后台的皖系失势后，日本更加积极的支持奉系，以对抗由英美所支持的直系，这等于是给直奉之间的矛盾火上浇油。

其四，直皖战后，直奉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最后决定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靳云鹏第二次组阁。靳云鹏本是对段祺瑞不满的皖系人物，其内阁开始亲奉，但1921年5月即被改组成亲直内阁，支持直系扩张势力，引起奉系不满；12月，张作霖入京推倒靳云鹏内阁，并推荐亲日派官员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梁士诒内阁上台后，内靠奉系，外亲日本，重新起用“五四运动”中被罢免的曹汝霖，赦免了安福系政客，与皖系接近，还限制吴佩孚军费，吴佩孚十分恼火。

1921年11月，美、英、日等国为重新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在美国的建议下于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即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都有派人参加。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它要解决的是《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列强海军力量对比问题和远东、太平洋，特别是中国地区的利益冲突问题，进而完善一战后的世界体系。美、英、法、日四国主导了此次会议，并于1921年12月签订了《四国条约》，在太平洋地区问题上达成了合作协议；1922年6月，美、英、日、法、意五国还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了五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但英国也接受了美国与其海军实力平等的事实。

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十项原则》，要求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废除“二十一条”，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谈判，中日于1922年2月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交还了原德国在胶州的租借地，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二十一条”部分条款也被废除。随后签订的《九国公约》中还接纳了对中国主权、领土、行政、经济发展等有利的要求。

华盛顿会议签订的条约和通过的议案构成了华盛顿体系，作为对凡尔赛体系的补充，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此后，美日两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愈演愈烈，中国则回复到被多个列强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的目的是限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但亲日的梁士诒内阁却处处袒护日本的在华利益。中日谈判期间，梁士诒曾电令中国代表向日本妥协，其卖国行径激起全国的反对。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因徐世昌倡言和平统一，故为顺应国内外要求和平的政治气氛，徐世昌在就任当日便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从表面上看，段祺瑞的去职似乎表明皖系和直系打了个平手，但实际上段祺瑞当时仍担任参战督办并控制着安福国会，北京政府实权仍在皖系军阀手中，相较而言，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则完全被挤出了中央政府。然而，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同时下野而平息，相反却更加激烈了。

1918年11月中旬，徐世昌正式发布停战令，并倡议召开南北和平会议。此时，德国在欧洲战场刚刚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成员英、法、美等国又回到了中国角逐利益，对于日本趁自己忙于欧战而企图独霸中国的做法，他们十分不满，自然也就反对日本单方面支持的皖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美、英、法等国通过多种渠道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要求，同时在外交上向日本施压，使日本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参加四国银行团，与各国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

外国列强的积极主和，加上国内和平统一呼声的高涨，这一切都为南北停战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终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会，参加和会的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和会才开始不久，双方就在陕西停战和参战借款两件事上谈崩，和会就此中断。陕西问题，是段祺瑞破坏和会的一个措施：在北京政府先后以徐世昌和国务院的名义，连下几道停战命令后，陕西北军将领因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仍拒不听命，对抗徐世昌；参战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也同样如此。3月，陕西停战实现，吴佩孚等国内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要求继续和谈，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不断敦促北京政府。4月，和谈重开，双方冲突的焦点又落到了“取消安福国会”上，南方出于护法目的，要求取消“安福国会”，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但北方却坚决反对，因为它既是段祺瑞控制政权的工具，又是徐世昌当选总统的法律根据。

在南北代表的激烈争论中，和谈改为秘密谈判，表面上讨论恢复国会等问题，实际则是角逐地盘划分、权力分配，但矛盾始终还是无法解决，至4月底，和会再次陷入僵局。5月初，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南北和谈一度恢复，并联名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但是，这并没有使南北议和出现转机。5月13、14日，南北代表先后宣布总辞职，和谈破裂。此后的和谈断断续续，毫无进展，终于陷入停顿。1920年6月，南北议和曾经重开，但不久就因北方发生直皖战争，南方发生粤桂战争，“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而使南北议和彻底破裂。

下面介绍1919年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一方的协约国集团与战败一方的同盟国集团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与会共27国（苏俄未被邀请），和会的目的在于对世界秩序和各国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召开过多次类似的会议，而每开一次这样的会，世界格局就会随之被重新划分一次，并会保持一定的时间。

19世纪初期，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打乱了欧洲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统治秩序，拿破仑用战争向欧洲输出革命，使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十分惧怕，于是联合起来对抗法国。随着后来法国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欧洲各国遂于1814年至181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拿破仑战争”后在制裁法国的基础上，重建欧洲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的问题，历史上称这次会议为“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在1815年6月9日签署，9天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盟军攻入巴黎，法国封建统治复辟。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政局形成“维也纳体系”，该体系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瓦解了维也纳体系，战后的巴黎和会确立了凡尔赛体系（我稍后介绍），该体系最后因纳粹德国的崛起而瓦解，进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期，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即雅尔塔会议，会议确立了二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即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一直维持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关于雅尔塔体系，我会在今后的文章中介绍，今天着重关注巴黎和会。

1919年初，英、法、美、日、意五国着手准备会议，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巴黎和会虽然名义上是由英、法、美、日、意五大主要战胜国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小组”主持，但实际上则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三人操纵，这三人被称为“巴黎和会三巨头”。巴黎和会上，协约国集团通过以《凡尔赛和约》为主的一系列条约，对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进行了再分割，形成了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

由于中华民国段祺瑞政府曾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于战胜国之一，因此，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联合派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但其中六条被和会最高会议拒绝，仅山东问题被列入讨论。在一战其间，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出兵攻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战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将战时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特权归还中国。

在会议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但英法等国却按战时同日本的密约，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国虽反对日本独霸山东，主张五国共管，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甚至以退出和会相威胁，遂不得不妥协。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

5月1日，陆徵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有所不利。虽然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但媒体还是将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公之于众。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消息传开，举国震惊。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指一直负责中日交涉事务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随后游行队伍冲击东交民巷，遭外国巡捕阻拦，于是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所，冲入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赵家楼。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30多名学生，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北京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逮捕的学生，但此后仍继续对学生进行镇压，严禁其干政，最终引发了6月3、4日更大规模的逮捕事件，激起了全国各界的愤怒，北京的学生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纷纷以罢课、罢工相抗议。迫于来自全国的压力，6月10日，北京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的学生，徐世昌还下令罢黜一向对日卖国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自己也提出辞职，后被各方挽留，但仍免去了国务总理钱能训的职务。

巴黎方面，陆徵祥曾试图“保留签字”，但被拒绝，5月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徵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但在中国代表团内部，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三人均明确表示反对签字；国内各界人士、学生，国外华工、留学生、华侨等也都纷纷要求政府拒绝签约。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团在最后努力被和会拒绝之后，决定“不往签字”，并于当日电告北京政府。至此，不但“五四运动”达到了其斗争目标，而且中国外交也冲破了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局面，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1918年2月，南方护法政府所属部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控制了湖南的长沙、岳阳，四川的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护法势力也积极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护法烽火已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但是，广东军政府在政治上是一个脆弱的政府，孙中山本人也缺乏组织和领导全国护法武装的能力，革命党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不够强大；此外，作为护法军主力的两广和云贵军阀各怀鬼胎，不愿听命于军政府的调遣。因此，护法运动名义上由军政府领导，但实际上是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指挥。

就在护法运动节节胜利之时，陆荣廷、唐继尧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桂系军阀对军政府活动百般刁难，实行财政封锁，甚至杀害军政府任命的官员。同时，广东督军陈炳焜也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不但笼络到了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而且继任督军莫荣新还驱逐、杀害军政府人员。

1918年2月，北京政府以直系曹锟为总司令，派军大举南下，第二次进攻湖南，护法军仓促分兵御敌。直系吴佩孚率部兵分三路向南直扑，一路势如破竹，于当年3月中旬进占岳阳，护法联军退往长沙；与此同时，另一支北军也突破护法军防线，占领平江。面对北军进攻的连连得手，驻长沙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毫无作为，甚至率领桂军撤离长沙，使长沙城防空虚，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便开进了长沙。

1918年3月，冯国璋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北军占领长沙后，段祺瑞即下令吴佩孚发兵湘南，同时积极联络日本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4月，护法联军集中兵力攻击分兵南下的北军中最薄弱的一路，取得了湘东反击战的胜利，但在随后发动的反攻战斗中被吴佩孚击败，湖南大部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5月，南北两军在湘西展开争夺战，双方互有胜负，而已无心再战的湘西护法军也于此间向冯国璋提出了“休兵息战，划地自守”的建议。

在第二次攻湘战斗中，段祺瑞派出的部队仍以直系为主，目的仍是为了“直系出力、皖系收利”；在曹锟、吴佩孚率直系军克岳州、占长沙后，段祺瑞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引起了曹、吴二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借着南方军队的“求和”以及全国上下的反战情绪，直系军按兵不动，并通电南军停火休战，6月，吴佩孚私下与南军订立停战协定。

护法运动中，南北双方除了在湖南战场你争我夺之外，在四川、广东、江西、福建方面也有激烈的战斗。

1917年8月，唐继尧指挥滇黔靖国军进攻四川，12月进占重庆，次年2月占领成都。1917年12月，陈炯明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1月，陈炯明在广州誓师，三路攻闽，但随后即因饷械为广东桂系所制而在闽粤边境滞留三个月之久，至5月才开始进攻，取得一定进展。随后，闽浙联军大举反攻，粤军遭各个击破。此时，陈炯明已有归附北京政府之意，但北军气焰正盛，对陈炯明的示好置之不理，继续穷追猛打。无奈之下，陈炯明重新组织反击，并于8月反败为胜，粤军全线反攻，占领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当初，在护国战争后期，广东将军龙济光迫于来自桂滇的军事压力宣布广东独立；袁世凯死后，桂滇护国军向龙济光发动进攻，龙济光走投无路，后在黎元洪的调解下率残部移驻琼州（海南岛），陆荣廷出任广东都督。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北军攻湘，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便致电冯国璋，表示愿意充当攻粤前驱。1917年12月，龙济光渡海攻粤，广东督军莫荣新紧急组织讨龙作战。1918年3月，讨龙军总指挥李烈钧四路齐攻，大败龙军，随即将龙济光主力包围，龙济光弹尽粮绝，老巢海南岛又已宣布独立，无奈之下，只得弃军而走，逃到北京投靠了段祺瑞。

1918年4月，驻江西北洋军奉段祺瑞之命三路攻粤，广东方面立刻从讨龙战场上调部分滇军北上抵御，不久讨龙军其余各部也纷纷前往增援，将赣军击退。后由于粤、桂军意见存在纷歧，俱无战意，陆荣廷也主张以湖南战场为主，粤赣边事宜取守势，因此广东方面没有乘胜追击，南北两军相持，再无大的战事。

吴佩孚于1918年5月间主动停止攻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与直系的勾结，极大的影响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护法之初，广东督军陈炳焜属桂系，广东一直就是桂系的势力范围，前面提到过，桂系军阀在经济上拆军政府的台，垄断广东财政，分文不给；军事上，则是分化、打击、排挤服从军政府的军队，甚至暗杀了海军总长程璧光；政治上，他们更是阴谋改组军政府，挤走孙中山。1918年1月，桂系军阀勾结滇、粤、湘等省军阀，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议员及革命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发起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作为西南护法各省的统一组织，欲夺取护法战争的领导权，架空广州护法军政府。后由于孙中山和国会部分议员对“联合会”的坚决反对，政学系议员和旧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又提出了改组军政府的建议，并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也称总裁合议制）。当日，孙中山被迫向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孙中山虽然位居其一，但已毫无实权。5月21日，孙中山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西南军阀决裂，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自此以后，广州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系军阀和政学系议员所控制，与北洋政府妥协议和。
　　
1918年8月，吴佩孚等公开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护法军政府也表示赞成，段祺瑞被迫下令前线各军停止进攻，各地区战事随即逐渐停止。

当初冯国璋接任总统时，其头衔是“代总统”，按照《临时约法》，到1918年10月10日，其代总统任期届满，这便给了段祺瑞“合法”的搞掉冯国璋的机会。此前，为了能操纵国会选举，进而控制政权，段祺瑞从日本借款中拿出80万元，收买了一批官僚政客，又在1918年3月间，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形成了为皖系效力的“安福系”。当年8月国会改选时，安福系大肆活动，收买选票，最终赢得了国会中的多数席位，这个新国会因此被称为“安福国会”，此后段祺瑞的一切提议便都有了国会的支持。9月，国会进行总统选举，由于段祺瑞和直系矛盾很深，而直系在北京内外又有很大的势力，因此段祺瑞为免矛盾激化，没有参与总统竞选；当然，由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自然也不会选直系的人做总统。经过幕后多方密谋，最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手无兵权、较为超然的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被挤出了北京中央政权，次年病逝，直系由曹锟、吴佩孚执掌。

咱们还是把焦点转回到国父孙中山先生身上。当初民国建立时，虽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但他却始终奋战在反帝、反军阀的前线。早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就发表了《规复〈临时约法〉宣言》，重建国会威信；“府院之争”时，又接连发表声明或通电，反对对德宣战，维护国会职权；后来张勋进京复辟，孙中山又揭露张勋之阴谋，呼吁西南各军阀讨张护法。

在当时，西南军阀所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北洋军阀，因此在“府院之争”中，他们纷纷拥护黎元洪，支持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专权擅政。到段祺瑞胁迫国会对德宣战和八省皖系督军宣布脱离中央，企图以武力倒黎时，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表示反对武力干政，拥护总统和国会，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和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也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后来，陈、谭两督军以国会被解散为由，宣布桂、粤两省自主，不承认非法内阁。

张勋复辟并解散国会后，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发出“护法”号召，而被号召的对象，正是上述与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各西南军阀。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率“海琛”、“应瑞”两支军舰自上海南下，准备到广东组织护法政府。

就在孙中山等人南下广东途中，张勋复辟之乱被段祺瑞平定，于是孙中山敦促段祺瑞尽快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但是，段祺瑞受梁启超影响，认为中华民国已经被张勋推翻了，现在自己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新政权没有理由非要恢复旧政权的法律和国会，因此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

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黄埔，当晚即发表演说，阐明了护法宗旨，号召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从而掀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19日，孙中山电邀国会议员南下赴粤，组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离沪赴粤，响应护法；接着，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西南桂、滇两系军阀、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纷纷表示拥护护法。到8月中旬，抵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组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又称南方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中华民国军政府是与受段祺瑞操纵、破坏约法的北京政府相对立的，但军政府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两广和云贵军阀支持护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北方段祺瑞抗衡，防止被其并吞，同时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另一方面，为了不和北洋政府彻底闹僵，并保留回旋的余地，他们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而且陆荣廷和唐继尧对于军政府授予他们的元帅职位均未宣誓就职，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刻意与孙中山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而言，他是的的确确的把维护约法、重建共和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西南军阀身上。实际上，在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的武装革命活动，大多是依靠“联合”各派军阀力量来实现的，他自己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也是此间孙中山屡屡碰壁的原因。

南方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北洋军阀内部矛盾也因此有所缓和。1917年10月，段祺瑞决定向南方用兵，实现“武力统一”。由于南方军政府位于广州，而广东又是西南各省与海外联系的交通枢纽，因此段祺瑞的主要战略目标必然是广东，但欲攻广东，湖南是必争之地，所以整个护法战争中，湖南一带的战斗是最激烈的。

为了保存皖系的势力，段祺瑞下令直系部队进攻湖南，而冯国璋也不是傻子，他也暗中与南方军阀联络，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以求保存自身实力并伺机夺取北京政权。在北军进入湖南时，湖南革命党人已经宣布湖南自主；10月，南北两军在衡山一带交战，南军全线战败，但随后又打出了几次漂亮的反击，扭转了战局，两军因此陷入鏖战。为了缓解湖南护法军的压力，陆荣廷于11月决定由李烈钧率驻粤滇军、海军和陈炯明之粤军联合进攻闽浙，但军队还没动，就得到了攻湘北军宣布停战议和的消息。

攻湘北军大多出于直系，直系冯国璋本来就对“武力统一”态度暧昧，其部下也对此政策持有异议，再加上攻湘北军此时已经打的筋疲力竭，无心再战，所以才会提出停战议和，同时也趁机发展自己的在湘势力。但南军不傻，他们认为这是北军的缓兵之计，于是没有停火，而是继续进攻，将已无心恋战的北军打败，占领了长沙。此时，南军中各派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使得护法军最终没能协调一致，取得进一步的军事胜利。

由于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各省直系督军又联名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因此流产，不得以辞去了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随即准备开始与南方的谈判。对于北方抛来的橄榄枝，孙中山认为，这不过是北洋政府的缓兵之计罢了，并宣称：除非恢复约法和国会，否则断无磋商之余地；同时，非常国会敦促占领长沙的军队和湖北方面的北洋军队联合起来进取岳阳和武昌，两军皆有积极响应。然而，桂军却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宣布：段祺瑞已经辞职，事情已经得到根本解决，应该停战；这使得长沙方面南军因兵力不足，未能及时进攻岳阳。孙中山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军阀身上，他致电云南督军唐继尧，敦促其沿江东下，与湖北方面军会攻武汉，并指出陆荣廷之停战议和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谁知唐继尧却借故拖辞，使得湖北义军处境日益危险。

转过头来看段祺瑞。下野后，段祺瑞并没闲着，他一方面策动各省皖系军阀，一方面拉拢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实力派曹锟，于12月在天津召开会议，一致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奉军也乘机入关，进驻直隶。其实，冯国璋的“议和”也不过是敷衍南方罢了，在死守岳阳、维护北洋军阀利益的问题上，他与段祺瑞并无分歧，因此，在天津会议的胁迫和自身地盘受到威胁的形势下，冯国璋接受了段祺瑞等制定的作战计划，并将军事指挥权交予段祺瑞。这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及北洋主战派，于是1918年初，冯国璋通电北洋各督，下令继续对护法军作战。喧嚣一时的南北停战议和活动到头来没能带来和平，反而是给北洋政府赢得了整军备战的时间，使南方军政府内部扩大了矛盾，并丧失了会攻武汉的有利时机。

陆荣廷和其它护法军将领见冯国璋重新倒向主战派，和谈已无希望，便决定在北军主力抵湘之前，先发制人，攻取岳阳。战斗打响后，护法军表现神勇，打得北军节节败退；护法军长驱直进，抵达岳阳城下，守城北军将领撤逃，由湘、桂、粤军队组成的护法军联军于1月底占领了岳阳。由于桂系满足于对湖南的占领，不愿触及湖北直系军阀的地盘，因此护法联军没能趁热打铁夺取武汉，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毙命的当天下午，段祺瑞就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 。然而，这里所提的“约法”并非孙中山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而是袁世凯时制定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因此，广东军务院以及旧国会议员认为：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应当按照以《临时约法》为依据而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不是“代行”，而是“继任”。于是，北南各派之间出现了“代行”与“继任”、“新约法”与“旧约法”之争。

当时，军阀们割据一方，中央政令经常是不出都门的，但即便如此，军阀们依然不断的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交替操持国政，这主要是因为谁控制了中央政府，谁就可以享有国家的税收，尤其是关税，同时向外国借债也比较容易些。段祺瑞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根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正是为了把持政府、独断专行。段祺瑞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其它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对，被迫同意恢复《临时约法》，但却仍借故拖延，直到6月25日海军在上海宣布独立，段祺瑞才在冯国璋的电促下于6月29日请黎元洪恢复国会，南方军务院遂于7月14日宣布撤销。8月1日，国会在北京召开，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选直系冯国璋为副总统，新旧约法之争暂告结束，南北再次统一，但直系和皖系之间的斗争却开始上演了。

黎元洪继位之初，直系冯国璋时任江苏都督，不在北京，皖系段祺瑞握有中央政治大权，欲独断朝纲，从而引发所谓“府院之争”。这里，“府”即总统府，也就是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指以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代表的军阀政治集团。段祺瑞欲架空黎元洪，他执掌的责任内阁也不断向总统争权，二者水火不容，最后府院协议严格划分权力，但却仍然难以相互协调。

此外，在梁启超“不党主义”的影响下，原进步党改称“宪法研究会”，拥护段祺瑞；原国民党议员则在黎元洪集团的支持下，基本上反对段祺瑞而拥护黎元洪。这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也反映在“府院之争”上。在外交上，日本要扶植段祺瑞势力，而英美则支持黎元洪抵制日本，列强之间为争夺在华利益而产生的争斗也加剧了“府院之争”。最后，由于直、皖两系军阀之间也存在矛盾，副总统冯国璋便暗中站在了黎元洪的一边。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局，虽然美国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但英法在欧洲战场仍没能取得突破，英法美等国都希望中国能对德宣战。而在中国，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的争论却导致了“府院之争”的白热化。当时，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主张参战，意图以此为名得到日本的借款，从而扩大皖系势力，梁启超、蔡元培等都表示赞成；美国本来希望中国与其一起对德宣战，但后来看到段祺瑞倒向日本，又主张中国暂不参战，黎元洪、冯国璋等便按美国的意图反对参战，国会也表示反对；此外，孙中山也是反对参战的。

反对派中，最为段祺瑞所忌惮的就是黎元洪和国会，于是他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举行督军团会议，提议赞成参战，后又在国会讨论此提议时，派出军警流氓，打着“公民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的旗号，包围国会，殴辱议员，胁迫国会通过议案。段祺瑞的做法激怒了议员，他们宣布暂停会议，暂缓议决该议案，待新阁组成后再讨论；随后，内阁成员相继辞职，段祺瑞成了“光杆总理”。

这时，国会听闻督军团赶赴徐州与张勋合谋，要拥立溥仪复辟，同时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款一亿日元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于是，黎元洪先发制人，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之。此令一出，段祺瑞立即命令八省皖系督军宣布脱离中央，并电促黎元洪辞职，其本人则离京赴津，在天津组织“独立各省总参谋部”，与北京的黎元洪政权相对抗。黎元洪先后请出北洋元老徐世昌、王士珍（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等人居中调停，但均遭拒绝，被迫请徐州张勋“即速来京，共商国是”。

关于“辫帅”张勋，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过。民国成立后，在德日两国的支持下，张勋的“辫子军”逐年壮大。从袁世凯死到段祺瑞被免职，张勋多次在徐州召集部分军阀开会，商讨复辟计划；当黎元洪邀请张勋赴京时，张勋意识到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3000“辫子军”北上，途径天津，会见段祺瑞，得到了段“愿意合作”的承诺，随即通电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否则将诉诸武力。6月13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率军入京，开始秘密布置复辟；28日，康有为乔装进京，为复辟出谋划策。

1917年6月30日夜，张勋、康有为等数十人进入紫禁城，挟溥仪至太和殿，并于次日复辟称帝，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大肆封赏功臣，张勋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得到了最高权力。与此同时，复辟派还强迫百姓、商铺悬挂大清的黄龙旗，前清遗老遗少们则购来假辫，在大街上招摇，很多新贵们来不及制作朝服，便将装殓死尸用的清式寿衣和剧班的戏服、发辫抢购一空。

黎元洪闻听张勋复辟后，逃入日本使馆，并电令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恢复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令其出兵讨伐。

张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准备组织武力讨伐张勋；赞成复辟的各省军阀也都不敢轻易表态；就连列强也感到张勋复辟必败，于是改变态度，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段祺瑞见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便于7月4日在天津附近誓师讨逆，并与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八大罪状，号召全国共诛之。张勋的辫子军兵力薄弱，小战即败，段祺瑞于7月12日率军进入北京，张勋只身逃入荷兰使馆。同日，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丑剧只演了12天就结束了。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被迫通电下野，并推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8月1日，冯国璋入京就职，但继续担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因有“再造共和”之功，其声望和势力远高于冯国璋。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一战结束，中国虽然没有派军队直接参战，但却先后派出了十多万劳工到欧洲参与战争服务。

对德宣战后，段祺瑞假借各种名目向日本借款，名为建立参战军，实则是为扩大皖系的势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出于扶植在华代理人的目的，日本对此“慷慨解囊”，并派西原龟三来华商讨细节；此后两年多时间里，西原多次奔走于两国之间，段祺瑞则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经办，总计贷款超过3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通过贷款，日本也取得了不少在华利益，如东北、华北的铁路，黑、吉两省的金矿和森林等，可以说段祺瑞贷款对中国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袁世凯时期的二十一条。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十多年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之所以会产生割据，是由于当初袁世凯执政时广布北洋军于全国，因此袁世凯死后，其部属为扩张或自保便彼此或联合、或攻伐，进而出现了许多军系，也就是军阀。

当时，遍布全国的军阀集团大体可分为北洋军阀集团和非北洋军阀集团，并以前者为最强大。同时，欧美列强为继续控制、掠夺中国，也纷纷选择不同的军阀加以扶植，因此也加剧了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促成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三个最主要的派系，其中皖、直两系是袁的嫡系，也称“小站系”。除此之外，还有阎系（晋系）、冯系和“辫帅”张勋的定武军等小军阀集团。非北洋军阀集团主要分布在西南六省，包括滇系、桂系等。大致来说，北方军阀是以北京为争夺目标，南方军阀则以广州为争夺目标。

如果把北京政权视为民国之正朔，民国之合法政府，那么，中华民国从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结束于直皖战争皖系战败；从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为直系军阀统治时期，结束于冯玉祥北京政变；从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结束于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和东北易帜。实际上，1916年至1928年这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南北军阀对峙状态，虽然北京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民国合法政府，但1917年后，南方成立的广州政府也展现出了中央政府的姿态，因为其组织者和首脑正是国父孙中山。在叙述第（四）部分时，我们先以北京政权为线索进行介绍，然后再讲述南方政府的情况，因为最终结束“北洋割据时期”的正是南方政府发动的北伐。

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因其祖籍为安徽，故称皖系），其控制地区主要是陕西、内外蒙古、北京、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外交上主要依附日本。段祺瑞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旧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职大总统，他出任国务总理，促成对德宣战，对南方一直采取强硬政策。

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因其祖籍为直隶，故称直系），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外交上倾向于英美。冯国璋也是自“小站练兵”时代就追随袁世凯，袁世凯死后出任副总统，“张勋复辟”后曾代行总统职权。冯国璋死后，直系由曹锟领导，曹锟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部”，后来也做过民国大总统（虽然是贿选），其间使直系势力达到鼎盛，控制了直隶、河南、湖北、平汉路沿线、湖南北部和长江下游，对南方则主张谈判。

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因其祖籍为奉天，故称奉系），张作霖并非袁世凯嫡系，他是马贼出身，后因投靠袁党羽张锡銮而与北洋派拉上关系，逐渐依附袁世凯，在日本的支持下，奉系割据东三省，成为介于皖、直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奉系曾与直系进行过两次大战，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其势力也进入关内，控制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直抵上海，几乎控制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富庶地区。

阎系（晋系）首领为阎锡山，割据山西，在北洋时代大体闭关自守。后来，在皖系强大时，阎锡山便与皖系相结，直系强大时，便与直系相结，直系输掉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阎锡山又与冯玉祥相结，北伐战争时期还与国民革命军联合进兵北京，最后虽然归顺南京政府，但也是时合时分。

冯系首领为冯玉祥，他本属直系，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倒戈，自组国民军，联合奉系和广东的革命势力，控制了察哈尔、绥远和北京一带。后来，国民军为奉系、直系所逐，退往西北；北伐时，又与出兵协助国民革命军。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冯玉祥与中央也是时合时分，外交上一向是“结俄以自重”。

张勋的定武军盘踞徐州。张勋早年曾追随袁世凯镇压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驻军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止其部下将士剪辫，故有“辫帅”之称；二次革命时，张勋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督军，又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

滇系首领是唐继尧，盘踞云南，势力波及四川和贵州。前边讲过，唐继尧是护国运动的发起者，袁世凯死后，他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唐继尧死后，其继任者投入国民革命军。

桂系以陆荣廷为首，控制广西、广东。

滇、桂两系军阀，对内接近直系，对外则亲近英美。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政府时，曾欲借助这两系军阀的势力，但最终没能达成合作。接着，因广州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粤，后在陈炯明协助下返回，陆荣廷退保广西，后败于桂粤战争。此后，广西发生变乱，李宗仁、黄绍竑崛起，统一广西，北伐时期，李宗仁率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洋割据时期起于1916年护国运动成功和袁世凯之死，终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此十多年间，中国大部为北洋系军阀所掌控，各派系为争夺权力和地盘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而南方小军阀们，虽然也想割据一方并有所扩展，但偏偏遇到声望极高的孙中山在那里搞革命，于是只能一方面照顾孙中山的面子、保持自己革命的外表，一方面暗中较劲，随时准备为利益进行背叛。本着“先北后南”，“两相结合”的思路，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篇文章中，对民国历史上这线索最纷繁，故事最“混乱”的时期进行介绍。

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以及以梁启超为核心的进步党不断发起反帝讨袁运动的同时，本来意存观望、态度暧昧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也在广大中下级军官的敦促和梁启超、蔡锷的鼓动下决定反对复辟帝制，并派人至各省各地联络，积极整军备战。原云南都督蔡锷因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享有较高威望，1913年10月袁世凯将其调往北京，名为出任经界局督办，实则是为笼络、监视、控制之。筹安会成立后，本来对袁世凯“宏才伟略”抱有幻想的蔡锷终于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于是毅然决定反袁，随即赶往天津与其老师梁启超共商大计，返京后，蔡锷开始积极布置返滇计划。

为麻痹袁世凯，蔡锷装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终日流连于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等到袁世凯放松警惕的时候，蔡锷就从他眼皮底下悄然离开北京，从天津坐船秘密抵达日本，然后取道香港，经越南于1915年12月中旬返抵昆明，李烈钧等革命党人也于此前抵滇。紧接着，蔡锷等人商议决定，组建“护国军”武装讨袁，举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总司令；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护国军通电全国，对袁世凯开战，护国运动拉开序幕。

获悉云南独立后，袁世凯调遣北洋军将领马继增等进入湘西，打算经湘西入贵州，由东面进攻云南；另外还派曹锟、张敬尧等率军入川，在重庆集结，拟由北而南进攻云南；袁世凯本还打算由海路运北洋军到越南，然后沿滇越铁路抄袭昆明，但遭到了法国在越南殖民当局的拒绝，于是改为经广西攻云南，不料又遭到广西将军陆荣廷的反对，最后袁世凯令广东将军龙济光派粤军进入广西，胁迫陆荣廷共同攻滇。护国军方面，则是由蔡锷率军攻川、湘，李烈钧率兵攻粤、桂，唐继尧留守云南，居中策应。

1916年1月，护国军在四川与驻叙州袁军交火，几日后占领叙州，夺取了由滇入川的重要通道；随后，袁世凯调多路大军反扑，皆为护国军所挫败。2月，另一路入川作战的护国军强攻泸州未遂，退守纳溪，不断增加的袁军随后分兵两路向纳溪进攻，护国军付出极大牺牲勉强稳定了战局。不久，蔡锷赶到纳溪前线，指挥了多次对袁军的反攻，但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护国军因连日激战，弹药消耗殆尽，官兵伤亡颇重，被迫于3月初后退，袁军则由于不适应南方气候及交通不便、供给吃力等原因没有追击。经过休整，蔡锷于3月中旬趁袁军军需补给尚未到位之际再次发动进攻，打败袁军，攻占数城，袁军死伤惨重，已无力再战。正在这时，袁世凯迫于国内外形势，宣布取消帝制，四川方面的袁军也提出议和，双方随即展开谈判。

护国战争之初，贵州方面本来有意参与讨袁，但因贵州兵力薄弱，又毗连湖南，一旦袁军由湘入黔，便难以抵御，所以一直隐忍不发。后来，滇军先遣纵队抵达贵阳，增强了贵州的军事力量，贵州遂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接着，黔军出师进攻綦江，意图威胁川省门户重庆。袁军见黔军主力来攻，便主动出击迎敌，黔军接战不力，遭袁军侧后包抄，被迫后退，袁军追击，双方展开拉锯战。这时，黔军因连日激战，伤亡严重，且战线过长，兵力过单，已经逐渐不支，袁军反倒是不断有后续部队增援，最后，护国军只得撤退，放弃了攻取綦江、进取重庆的作战计划。

另外，黔军还于1916年2月发动了对湘西的进攻。护国军接连作战，所向披靡，连下数城，令袁世凯大为惊恐，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反攻，护国军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一直坚持到双方停战。

1916年2月，李烈钧率兵由昆明出滇南，趋广西，东征粤浙。早在这年1月时，按照袁世凯“由桂攻滇”的计划，广东将军龙济光之兄龙觐光奉命进军南宁，胁迫广西将军陆荣廷攻打云南，陆荣廷假装答应，并派出军队与龙觐光一起向云南挺进。2月，龙觐光部与李烈钧部展开激战，互有胜负，形成僵持。3月15日，与袁世凯素有矛盾且政治上倾向进步党的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护国军士气大振，发动反攻，打败袁军。

在袁世凯谋划称帝期间，本来对此持支持态度的日、英等国在看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后，都很担心中国发生内乱，危及其在华利益，于是一改初衷，转而反对，警告袁世凯“若骤立帝制，将立起变乱，望暂缓改变国体”，后见袁世凯执迷不悟，便又宣布“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此时，袁世凯才感到事态严重，于是以向日本天皇贺礼赠勋为名，派特使赴日，准备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不料日本政府认为袁世凯已尽失民心，若再支持于己不利，断然拒绝特使赴日，且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宣布日本政府不承认其称帝。与此同时，各国公使还宣布：今后凡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一概拒绝接受。外交上接二连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诸省的纷纷起事，迫使袁世凯改变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节登极的计划，并在2月23日宣布延缓登极。

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导致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早在1915年，袁世凯心腹爱将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就纷纷离袁自保：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北京西山，不问政事；江苏将军冯国璋对复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且于12月以得病为由拒绝出任参谋总长；国务卿徐世昌对复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并于10月辞职离京。这些人反对帝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制一成，他们就失去了继任总统的可能性。

云南独立后，冯国璋与反袁势力暗中联络，后又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段祺瑞也乘机倡议另组新政府，维护共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走投无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重新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便破灭了。

帝制取消以后，袁世凯仍想继续做大总统，但是护国军方面却坚持要求他下台，由黎元洪继任。4月6日，广东将军龙济光迫于来自桂滇的军事压力宣布广东独立；12日，浙江宣布独立；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不少军政大员也纷纷附和；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建立了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逼迫袁世凯交权，并积极准备北伐；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

本来就患有尿毒症的袁世凯在此种情况下悲愤交集，至5月16日后，病情日重。5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27日，湖南宣布独立；这两省的将军均为袁世凯心腹，他们的倒戈让袁世凯感到回天乏术。6月6日，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袁世凯毙命，护国运动宣告结束。

6月7日，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各省遂宣布取消独立。6月29日，黎元洪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重建国务院，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至此，由袁世凯称帝所引发的政治风波才算平息。

二次革命失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迅速扩展到南方各省。当时，除西南桂、黔、川、滇四省仍由地方军阀控制外，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已经落到了袁世凯手中。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认为自己独裁的主要障碍都已被清除，于是便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称帝。

首先，袁世凯要利用国会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由于大总统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袁世凯也想尽办法拉拢国会。在镇压“二次革命”时，袁世凯没有驱逐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而且还把诸如梁启超、熊希龄这样的社会名流请进内阁，组建了一个“第一流人才内阁”，进步党人熊希龄甚至还被任命为国务总理。袁世凯这么做是为了拉拢进步党，使之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但由于进步党主张宪政，袁世凯并不放心，因此他又高价收买一批议员另组公民党，作为其御用工具，以操纵国会。

袁世凯指使国会中的公民党议员与进步党一道，操纵国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还示意各省都督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最后，在草草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后的1913年10月6日，国会开始投票选举大总统。选举当天，袁世凯派遣数千便衣军警和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选举会场围得水泄不通，扬言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就不让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们忍饥挨饿，14个小时内连续投票三次，袁世凯这才勉强当选；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袁世凯趾高气扬的宣誓就职。

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认为国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反而是他独裁的障碍，于是1913年11月，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与讨袁军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导致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1914年1月，袁世凯更是下令解散国会，给每位议员400个大洋，打发他们回家，然后以其新建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取而代之。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倒台。

搞定了国会后，袁世凯立即向束缚他手脚的《临时约法》开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政治会议很快成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约法会议，并炮制了一部有“袁记‘新约法’”之称的《中华民国约法》，以此取代了《临时约法》。“新约法”取消了内阁制，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由总统任命，在立法院成立以前由参政院代行立法权。不久，由参政院出面，约法会议又推出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制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一来，大总统简直是在享受皇帝的待遇了。

在袁世凯不断破坏民主法制，试图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并没有放弃斗争，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总结经验教训，认为“立党”是当前的首要任务。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号召党员“共图三次革命”。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因与孙中山存在政治分歧，故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而是另组“欧事研究会”，但在讨袁问题上两者还是态度一致的。

回过头再说袁世凯。已经有了皇帝般权力的袁世凯显然并不满足于“有实无名”，他开始做起复辟帝制的美梦了。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为列强们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强化对全国的统治，以为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提供更良好的大环境。

1914年6月，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上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一位塞尔维亚青年刺杀了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这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7月底，得到了德国无条件支持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初，德国向俄国宣战，后又向法国宣战，并入侵了保持中立的比利时；考虑到比利时对自身国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1839年签署的伦敦条约，英国向德国宣战；不久，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在欧洲全面打响了。一战的交战双方被称为同盟国和协约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是协约国；在战争进行的1914年至1918年期间，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意大利转投协约国，另有大批欧美亚国家和地区加入协约国，使协约国成员总数达到31个，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和中国。

欧美列强都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这给了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的良机。1914年，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派兵登陆山东半岛，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人了解到袁世凯有称帝野心，于1915年1月以“襄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内容十分苛刻，简直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就连日本政府都料到这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因而要求袁世凯迅速接受，并保守秘密，以造成既成事实。

为了得到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没有断然拒绝“二十一条”，而是派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曹汝霖为全权代表，与日秘密谈判。但“二十一条”的内容很快就被披露，中国人民随即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反袁斗争，罢工、游行四起。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碟的方式迫使袁世凯几乎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全部条款。

取得了日本的支持后，袁世凯便开始为复辟大造舆论，他“邀请”中外各界人士发表文章、组建学术团体“筹安会”，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中国”、“袁世凯应该当皇帝”；同时，袁世凯的亲信部下也纷纷上书“劝进”，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袁世凯称帝。1915年10月，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国体问题；不久，又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根据此法，各省在军政长官的监督下进行“代表”选举，然后在当地举行“国体投票”。

1915年12月，各省投票结束并被汇总到北京，参政院开票公布：所有1993位代表一致赞成施行君主立宪，并拥袁世凯为帝。当日，参政院按各省代表的“委托”，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佯装推辞；当晚，参政院草拟第二次推戴书，“再劝进”，次日，袁世凯接受帝位。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于元旦举行登极大典。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中华革命党趁机组建中华革命军，向全国各地派遣骨干，部署起兵计划，“三次革命”进入了第一个阶段——中华革命党孤力奋斗时期。但这一时期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的反袁运动并不顺利，多以刺杀和策动军事冒险为主，最终都归于失败，一直到后来护国运动爆发，“三次革命”才进入了第二阶段——全国共同讨袁时期。

另一方面，进步党本是与国民党对立的一个大党，袁世凯早先曾联合进步党打击国民党，但后来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进步党失去了利用价值，逐渐受到冷落，再加上袁世凯恢复帝制引起众怒，于是进步党改弦易辙，转而反袁。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成为了反袁的主要角色，他与进步党军人蔡锷一文一武，同时从舆论和军事两方面讨伐袁世凯。袁世凯接受帝位后，梁启超见事情已无可挽回，便于1915年12月底南下上海，次年三月受广西都督陆荣廷之邀入桂。

“二次革命”的主战场在江西和江苏两省。

江西方面。在侦悉李烈钧回到湖口准备发难的消息后，袁世凯立即命令北洋军迅速向南推进，不久便与赣军交火。由于赣军指挥协调不力，北洋军迅速占领了九江，接着袁世凯不断向九江集结军队，准备发动更进一步的军事攻势。几天后，完成了主力部队集结的北洋军开始进攻湖口，由于部分赣军将领和士兵的哗变，湖口的防御力量被大大削弱，在北洋军的水陆夹击下，湖口终于失陷，李烈钧率余部从水路退守吴城。

北洋军攻占湖口后，分兵三路继续挺进，先后占领蓝桥和黄老门，赣军节节败退。当时，湖南已经宣布独立，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程潜等看到赣军孤军作战，节节失利，便组织了一支援军，准备赴赣支援，同时还积极联络谭延闿和四川方面，约其三路出兵，会攻武汉，以配合赣军作战。可是，程潜等发出的联络电报被贵州都督唐继尧截获，唐继尧将其密报黎元洪，致使三路攻汉的计划成为泡影。迟迟得不到支援的赣军在实力强劲的敌人的进攻下，几乎完全丧失了反攻的能力。

北洋军攻占黄老门后，乘胜疾进，攻占了多处战略要地，巩固了后方的安全，兵锋直指南昌。屡战屡败，丧失了斗志的赣军不等敌人接近就开始后撤，使北洋军一路进展顺利，不久便攻占了吴城，李烈钧率余部退往南昌。留守南昌的江西都督欧阳武一听说吴城失守，立刻开溜，留在南昌的宪兵司令廖伯琅紧闭城门，拒绝李烈钧入城，李烈钧派兵攀城而上，打开城门，廖伯琅仓皇逃走。几日后，北洋军对南昌外围发动了攻击，赣军不敌，一再败退，北洋军不久即攻入城内。南昌守军虽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不得不撤离南昌城，随李烈钧等退往湖南。看到败局已定，大势将去，李烈钧遣散余部，只身潜赴上海，后又亡命海外。不久，驻赣州的赣军向北洋军投降，首先发难讨袁的江西全省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

江苏方面，从一开始其武装讨袁的态度就不坚决。黄兴本来就不赞成武力讨袁，到南京来只是屈从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江苏都督程德全是在黄兴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而且随即就离宁赴沪，并电告北京政府和各省都督，表明江苏宣布独立与他无关。江苏讨袁军领导层分歧严重，且决心不足，为日后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埋下了祸根。

不久，驻徐州革命军首先向北洋军发动攻击，袁世凯紧急派兵驰援，将其击退，江苏军不敌北洋军之反攻，退守柳泉。随后，江苏军援军赶到柳泉，向敌军两侧猛攻，北洋军也急调部队加强两翼兵力，双方激战竟日，相持不下。但这时，黄兴得知扬州徐宝珍企图进攻南京，于是紧急从前线撤回部分兵力保卫南京，结果大大削弱了前线的防御力量。此间，北洋军张勋部派出骑兵从背后夹击江苏军，使江苏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被迫退守徐州。北洋军鉴于徐州系苏北军事要地，若江苏军“择险固守，万众一心”，则其军事强攻必遭顿挫，于是采取“攻间并用，奇正兼施”的策略，派人策反了讨袁军张宗昌部。前线讨袁军退入徐州时，突遭张宗昌部袭击，军心大乱，后被迫放弃徐州，退往蚌埠。

徐州之战后，袁世凯命冯国璋统一指挥江苏方向的作战。冯国璋将北洋军主力集中于徐州一带，整修铁路，调集弹饷，作出了分兵两路夹击南京的部署。这时，江苏讨袁军领导层进一步分化，程德全在上海再次发表通电，要求江苏各师取消独立，后又致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黄兴则因徐州战事失利、军队不服从调遣和弹饷难筹等困难，失去了信心，弃职跑回上海；其它一些军政首脑也随即离宁。黄兴等走后，江苏方面立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电催程德全回宁。不久，江苏军各部纷纷宣布取消独立，投靠北洋军，致使江苏讨袁武装损失过半。

随着北洋军的逼近，南京城内动荡不安，时在镇江组织讨袁的国民党激进分子何海鸣等在听闻苏北讨袁作战失败、黄兴出走的消息后，相继赶赴南京继续领导讨袁作战。何海鸣首先率人攻占了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以陈之骥为江苏都督；孰料陈之骥早已投诚袁世凯，趁受职之机，陈之骥包围都督府，拘捕何海鸣，并赴江北与冯国璋商洽献城；陈之骥刚离开南京，退至南京拥护革命派的江苏军就解救了何海鸣，南京第三次宣布独立，革命军加紧部署，决心固守南京。

北洋军方面，在东线张勋部与徐宝珍部会师扬州后，其先头部队随即进攻镇江，镇江守军将领临阵脱逃，张勋轻取镇江，接着便开始了对南京明孝陵、紫金山和太平门的进攻。张勋以敢死队为先锋，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攻占了紫金山主峰，然后与守军反复争夺天保城，最终占领之。与此同时，张勋亲率主力猛攻太平门，守军悬旗诱降将张勋骗入，遭到伏击的张勋部损失惨重，慌忙后撤，转攻尧化门，也被守军击退。

就在东线张、徐军向南京进攻时，西线冯国璋部赶到，并从下游渡江攻城。此时，在安徽讨袁作战失利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率部到达南京，给守军带来了大量弹药和粮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守军的实力，南京战局也因此僵持起来。鉴于南京城久攻不下，袁世凯派出海军对南京战场进行支援，掩护因遭阻击而滞留江北的冯国璋部渡江，配合北洋军会攻南京。在北洋军主力的猛烈进攻下，部分守军感到守城无望，纷纷撤走，江苏军实力大大受挫，南京城最终落入敌手。

除了江西和江苏两省，其它独立各省也都因内部矛盾重重，军政指令难以协调统一等原因纷纷失败，相继取消独立。上海陈其美等不敌袁军，弃吴淞炮台而去，不久解散军队，逃亡海外；安徽柏文蔚遭外敌与叛徒夹击，且战且退，最后逃亡南京，其余讨袁皖军亦迭遭失利；广东都督陈炯明虽然地处最南方，北洋军鞭长莫及，但其部下大多早与袁世凯有勾结，于是，袁世凯以高官厚禄收买广西都督陆荣廷和陈炯明部下龙济光，令二人里应外合攻击都督府，陈炯明仓皇出走，其部下随即宣布取消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本就是迫于形势才宣布独立，其派出的往援江西的部队也是行动缓慢，待其抵达湘赣边界时，江西讨袁作战已经失败，其余独立各省也都无力再战，于是谭延闿宣布取消独立；四川方面只有重庆宣布独立，但随即便遭到四川当局的进攻，最终战败；福建方面的讨袁军也在敌军的进攻或胁迫下，先后归于失败。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南方各省的讨袁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最终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视为“乱党”严令通缉，被迫再次逃亡海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能结束中国的黑暗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在袁世凯的势力通过战争扩展到南方各省后，中国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讨袁战争，也称“二次革命”或“癸丑之役”，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一场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战争。二次革命遍及南方七八省，最后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的失败结束，北洋军阀势力乘机扩展到南方各省，开始了全国性的军阀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袁世凯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然而，革命派虽然让出了大总统，但却仍控制着南方苏、赣、皖、粤、闽等数省以及几十万的军队，同时还是临时参议院中的主导力量。因此，袁世凯一直处心积虑的要分化、瓦解革命派，破坏民主共和，建立独裁专制，而革命派则期望以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

1912年3月，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这时的唐绍仪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在他组建的内阁中，虽然同盟会员只是负责四个“冷衙门”，但从人数上看，同盟会员还是占据了内阁半数，因此该内阁也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北迁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行使职权须有国务院副署”，这让袁世凯非常不爽，于是6月，袁世凯在内阁准备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时，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下令改命，使“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唐宋内阁”因唐、宋二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和对内阁责任制的坚守立场，使之被誉为民国初年最好的内阁）。随后，袁世凯在内阁部署亲信党羽，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各党派经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个党都是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的。同盟会方面，宋教仁积极从事民主政治建设，力图促成“责任内阁制”，孙中山则情绪悲观，寄希望于袁世凯能让自己从事交通、实业建设；地方上，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主张地方自治，巩固自己的底盘，并不过问议会斗争。为了夺取议会争斗的胜利，1912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建了国民党，由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代理行使职权。此后，袁世凯提名无党派人士陆徵祥为国务总理，当陆徵祥向临时参议院补提六个国务员时，全部遭到否决，后在袁世凯派出的军警的恫吓下，参议院被迫通过了五人，但却随即提出弹幼陆徵祥失职案，陆微祥从此称病住院，袁世凯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总理。

为了稳定政局，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说是要授予孙中山“筹划铁路全权”，上当受骗的孙、黄二人作为回报，促成了参议院通过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并将赵秉钧及其他六个阁员拉入国民党，形成了一个名为“国民党内阁”，实则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的内阁。

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四方奔走，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以分袁世凯之权。宋教仁这一“过激”举动，极大的触怒了袁世凯，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将准备北上组阁的宋教仁刺杀。为掩人耳目，袁世凯对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并电令江苏地方官员“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调查结果表明，直接部署暗杀的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幕后首脑则是袁世凯本人。“宋案”真相公布后，全国舆论大哗，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

1913年3月底，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却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孙中山因此孤掌难鸣。革命党人在“武装讨袁”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给了袁世凯充裕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

首先，袁世凯以“糜饷过巨”和“南方军队拥兵自重”为由，下令裁撤革命军，但他自己的北洋军却不断的扩充；同时，袁世凯向德国大量购置军火，向德、美、奥等国订购新式鱼雷艇，使北洋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为了有足够的经费扩军，袁世凯不惜饮鸩止渴，以出卖主权和高额利息为代价向欧美列强大量借款，1913年4月，更是派赵秉钧背着国会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的巨额“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遭到了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革命党人纷纷通电指责，要求袁“立罢前议”，孙中山也写信给“五国银行团”，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非法借款”。于是，袁世凯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同时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为“不顾大体，无理取闹”，在国会内外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硬是把“法律倒袁”的呼声压了下去。

不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却博得了欧美列强的好感，他们极力支持袁世凯。得到列强的支持后，袁世凯攻击孙中山、黄兴无理取闹，蓄意破坏，并声称若他二人敢另立政府，则自己将派军队讨伐。1913年5、6月间，袁世凯以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为由，先后下令将三人免职，同时密令北洋军沿京汉、津浦路向南开进，准备进攻南方革命军。

革命党方面，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战争端倪已现之时，孙中山四处呼吁革命党人丢掉幻想，武力抗袁，他先后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和广东都督陈炯明，要求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此二人均借故推诿。无奈之下，孙中山又打算在上海宣布独立，并以此为根据地，但黄兴等认为上海地方狭小，不足以御敌；后来，驻沪海军表示愿意宣告独立，孙中山大喜，计划由海军先行北上进攻津沽，但革命党领导层的争论不休、犹豫不决和对形势分析的错误却最终导致坐失良机，他们听任袁世凯将驻沪海军调往烟台，并将其控制。

1913年7月，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秘密前往上海，见到孙中山，表示愿意率江西军队首先发难，于是孙中山决定派李烈钧回江西，黄兴赴南京准备行动，其它各省伺机响应。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宣布江西独立，并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发表讨袁通电；迫于形势，黄兴也在南京逼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武装讨袁。随后，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也先后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讨袁战争正式开始，孙中山将其称为“二次革命”。

1911年12月初，革命党人在湖北决定：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并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年11月，已起义的苏浙联军攻取了南京）；接着，代表们齐聚南京，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不久，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便决定推辞，等候孙中山归来。

当时，虽然许多革命党人反对议和，主张武力完成南北统一，但是他们的意见不占主导地位。1911年12月18日，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派出的议和全权大臣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开始和谈，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此间，袁世凯两面三刀，一方面以倡言君主立宪要挟革命党，一面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来逼迫清政府；同时，英、美、俄、法、日、德六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同时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求他们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这其实是在逼迫革命党向袁世凯妥协。

正当南北和谈之际，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并以其崇高的威望被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次日，孙中山通电，宣布中华民国改用公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接着，黎元洪被各省代表选举为副总统，政府各部长也相继诞生，他们均为同盟会骨干，同盟会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实权；1月底，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作为临时政府的立法机关，同盟会会员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

然而，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始终还是敌不过袁世凯强大的军事实力。南北和谈期间，不光是列强的支持和袁世凯本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威胁着革命党，就连南方革命阵营内部也有立宪派不断向革命党施压，要求革命党人以“向袁世凯交权”为代价，促成共和。由于袁世凯当时拥有重兵，且有拥护共和的表示，因此总统“非袁莫属”几乎成了共识。几经周折后，1911年12月底，南北双方初步达成了“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实际上是想让袁世凯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就任民国大总统。

迫于来自内外的压力，孙中山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便致电袁世凯，表明他组织的临时政府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仍然“虚位以待”。但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是不可能轻易相信南方的承诺的，他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十分不满，通电指责南方先组政府，选举总统，违背和谈协约；同时，袁世凯通知伍廷芳，说唐绍仪在签订协议之前并没与自己商量，因此已撤换唐，今后由他自己与伍廷芳电商交涉；另一方面，袁世凯指示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0余人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誓死反对共和，并声言要以“开战”来解决政体问题。

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讹诈面前，孙中山曾组织过对北洋军的讨伐，但列强们却在这时跳了出来，表示只有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从财政、军事、舆论上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压。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也故意制造种种困难，胁迫孙中山妥协；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也发生动摇；独立各省则是拥兵自重，无意北伐。内外交迫下，孙中山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加紧了逼宫的步伐，他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50人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进京。同时，袁世凯还主张给退位后的清帝和皇室以特殊的优待。通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清帝退位后的《清室优待条件》出台，根据条例，“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每年给零花钱400万两，由民国政府承担，皇帝暂时还住在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接受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宣统帝溥仪，在养心殿下诏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满清对中国中原地区268年的统治，296年国祚的大清王朝自此成为昨日黄花。更重要的是，清帝退位标志着自秦始皇以来，在中国绵延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从此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4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在致临时参议院的辞职咨文中提出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任”和“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意在使袁世凯离开其势力中心北京，用《临时约法》加以约束，以削弱其势力。袁世凯当然是不肯离开老巢的，于是孙中山特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北上迎接。2月27日，蔡元培等人抵京。袁世凯表面上热烈欢迎，表示愿尽快南下就职，暗中却密令其嫡系部队在北京、保定、天津等地接连制造暴乱，甚至侵扰专使寓所，然后以此为理由，表示北方局势不稳，自己暂时不能南下。同时，列强也出面支持袁世凯，他们派出军队数百人在北京使馆区列队示威，还纷纷以护卫其安全为借口调兵进京，制造紧张局势。蔡元培被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要袁世凯南下的要求，让袁在北京就职，以电报的形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誓。3月10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在第一、第二个条件难以实施后，孙中山把希望寄托在了用约法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上。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立法权属于参议院，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选举产生，总统行使职权，须有国务院副署，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同时还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袁世凯虽表面宣称拥护《临时约法》，但同时也声称今后要对它进行修改，这为日后废弃《临时约法》埋下伏笔。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新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交通等要害部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和党羽掌握，农林、工商、司法、教育四个被称为“冷衙门”的部门分给了革命党人，立宪派则控制了财政部。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自此，革命党人交出了政权，《临时约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已经根本无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了。辛亥革命造就的中华民国虽然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实际权力却落到了北洋军阀的手中，中华民国历史进入了第一个阶段：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称北洋政府时期。

武汉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清廷对此处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早在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由张彪统领，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由黎元洪统领。从1908年开始，同盟会在武昌新军中不断宣传革命，大量新军士兵投入了革命阵营，到1911年，相当数量的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

当时，湖广总督瑞澂为镇压革命而在武汉驻扎重兵，但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使得瑞澂奉命率部分新军赶赴四川镇压，湖北腹地因此兵力空虚。1911年9月，同盟会与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拟定了武昌起义的计划，谁知瑞澂收到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原计划10月6日起义，但由于湖广总督瑞澂加强了戒备，因此不得不延期。10月9日，准备工作就绪，但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内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讯赶来，将用于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及革命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并转交给清廷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出动军队搜捕革命党人。危急形势下，革命党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毅然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可是，由于起义部队的失误和武昌军警的围捕，当夜的起义计划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澂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抓捕，武昌形势十分险恶，但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因此革命力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10月10日晚，驻武昌城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随后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党士兵立即响应，军械库被顺利拿下，起义军得到了精良的武器装备。接着，义军向湖广总督衙门发动攻击，经过通宵激战，于次日黎明占领了总督衙门，控制全城，湖广总督瑞徵逃到“楚豫”号兵舰上，第八镇统制张彪率部逃往汉口。

10月11日，驻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得知武昌起义获胜后，于当晚举事，占领兵工厂，击退从武昌逃来的敌人，夺占汉阳。12日，驻汉口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起义，击败瑞澂派来的清军，占领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占领了很多重点城市，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

武昌起义次日，革命党人邀请各派人士举行会议，商议成立湖北军政府。当时，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骨干成员也远在香港或上海，直接组织起义的领导人死的死、伤的伤、出走的出走，剩下的又都是没啥威望的小角色，实在难当大任，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实际上，这个黎元洪在武昌起义的当晚曾亲手杀害过两名响应起义的士兵，他是被革命党人搜出，用枪逼上都督席位的，他自己本来是不赞成革命的，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黎元洪逐渐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同意出任都督，负实际责任；作为革命党人，他们推举黎元洪的目的则是想利用他的威望以号召天下，消除清军中下级军官对革命的疑虑，争取列强的中立和对革命军的承认。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民众，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号召其它各省响应起义，同时致电黄兴、宋教仁等，促其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并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告知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要求外国政府不得援助清廷，其余政策法令的颁布更不用说。

武昌起义的成功在全国造成了极大影响，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响应，革命风暴顿时席卷全国。首先是湖南革命党和新军起义进攻长沙，建立了湖南军政府，稳定了湖北的后方，隔绝了清廷和两广的联系；同时，陕西同盟会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占领西安，建立陕西军政府，随后还攻入山西，切断了清军与西北的联系；然后，江西九江新军和南昌新军相继起义，占领南昌城，建立江西军政府，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接着，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

武昌起义使清廷惊恐万分，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陆军南下平叛，海军舰队也前往增援。然而，北洋军将领大多是袁世凯的部下和亲信，荫昌根本就难以节制，再加上列强的压力，清廷最后决定重新起用回河南“养病”的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这时候，袁世凯摆起了架子，为了让清廷交出更多的权力，他说自己的“足疾”尚未痊愈，需要继续养病，不能出山，还要求清廷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军事全权；与此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冯国璋、段祺瑞等将领也都驻军不前，摆出观望的姿态。不久，清廷被迫召荫昌回京，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这才满意，并开始积极部署军事行动。

1911年11月，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北洋军攻克汉口；当天，清廷皇族内阁被迫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受命组建责任内阁；不久，袁世凯又迫令摄政王载沣“不再预政”。至此，袁世凯已经取得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此间，黄兴到达汉阳，积极组织加强防务并计划反攻汉口，然而，革命军的反攻最后失败，清军趁机进攻汉阳，并于11月底占领汉阳，威胁武昌。然而，袁世凯并不急于攻占武昌，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和自己的军政实力同时要挟清廷和革命党，促成南北停战议和，并趁机夺取全国政权。

11月，在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请他们派代表到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是，革命党中另一利益集团则主张将新政府建立在江浙，他们要求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后来，在武昌方面的多次力争下，本已齐集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移至武昌，但随即汉阳失守，会议被迫转移到汉口英租界举行。

不久，袁世凯联络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出面调停，向革命党人提出了停战议和的建议，正处于军事劣势的革命党表示接受。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开始停战。

发生在公元1911年的这场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革命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的原因，我想在讲完南北议和结果后，大家就自然明白了。所以这次被称为“辛亥革命”的运动历来被看作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后来的中华民国也把武昌起义的爆发日——10月10日，定为民国的国庆，直到今天台湾方面还会在每年的这个日子大张旗鼓的庆祝；即使是中国大陆，也完全不否认这次革命和这个日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是非常之高。

20世纪初，在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灾难面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新兴知识分子，比如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当然，提到那个时代的革命代表人物，就不能不提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曾偕陆皓东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未被接纳；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1895年10月，兴中会陆皓东等人领导发动了第一次广州起义，由于事情提前泄露，清廷展开大搜捕，陆皓东被捕牺牲，成为为民主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也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的压力下下令五年内禁止孙中山入境，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辗转日美，后至英国，次年在伦敦被清廷绑架。后来，孙中山以20英镑收买了一个在大清驻英国使馆工作的英国仆人，托他送求救信给自己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康德黎为营救孙中山四处奔走于伦敦各有关部门，一时间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成了轰动国际的大新闻。最后，在英国政府的介入下，孙中山被释放。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北方大乱，孙中山遂于10月在日本驻台殖民地官员的支持下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发动了惠州起义，但由于日本官员临时变卦，起义军弹尽粮绝，被迫解散，不久被清廷镇压，孙中山也被台湾日本当局遣送回到日本。

1903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满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部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革命救亡呼声因此更加高涨，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出现：1904年，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领导成立华兴会，陶成章、蔡元培领导成立光复会。

1905年夏天，已然成为革命公认领袖的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并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提议筹建全国性革命组织以统一行动。最终，孙中山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后来这16字纲领被孙中山阐述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措辞其实是借用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只不过朱元璋的“胡虏”是指蒙古人，孙中山的“鞑虏”是说满洲人。）

在当时，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分歧很大，双方以报纸为阵地不断进行口诛笔伐。1905年，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宣布预备立宪，这件事情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在预备立宪中，清政府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这一机会，排斥对手，攫取大权。以袁世凯为首，以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后台的北洋派，野心勃勃，他们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改革方案，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楼却利用其核定官制大臣的身份说服慈禧太后否定了北洋派设立内阁的方案，保留军机处，迫使袁世凯辞去八项兼职，交出了北洋四镇军权。1907年，北洋派和瞿鸿楼发生激烈冲突，史称“丁未政潮”，最后，袁世凯搬倒了瞿鸿楼，慈禧则利用两派斗争，排斥汉族官僚，重用满洲贵族，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削弱。

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后，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在政治上不像慈禧那样既善于驾驭满洲贵族，又能够牵制汉族地主官僚，因此慈禧的去世导致清朝内部乱了章法。为了维持统治，载沣一面下令认真筹办预备立宪事宜，一面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将其罢斥，让其回家养病，自己接管了军权，并让他的弟弟载询任海军大臣，载涛任军咨大臣，实现了由皇室把持军权的愿望。然而，袁世凯亲信党羽遍布朝野，还收买了庆亲王奕劻，联合了朝中的立宪派，并取得了列强的支持，因此，袁世凯被罢黜，实质上是导致了清政府高层的分裂，从而使部分失势官僚转向支持立宪。从此，立宪派不断进行请愿，要求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召开国会，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任命责任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共13人，其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满洲贵族中有7人是皇族宗室，责任内阁实际上成了皇族内阁。消息传出，全国哗然，立宪派上书力争，并随之发生分化，一部分倒向革命派。

转过头来看革命派。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不断，但多以失败告终。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萍浏醴起义）失败；1907年，孙中山领导、指挥的黄冈、惠州、钦廉防城以及镇南关起义失败，孙中山本人也迫于清政府的通缉而转赴新加坡；1908年，黄兴领导的钦廉上思、云南河口起义失败。此后，同盟会开始转向争取新军加入革命阵营，不断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1910年2月，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倪映典联合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不料倪映典中计被杀，义军随之溃散；1911年4月，黄兴等人又组织了第二次广州起义，也就是黄花岗起义，义军本欲攻取广州，然而消息走漏，清军严密戒备，新军枪械被收缴，义军遂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黄花岗起义中，林觉民等86人牺牲，但收殓时只得遗骸72具，遂合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人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从 1910年7月，英、法、德、美等国多次催促清政府签订湖广铁路的借款合同。1911年1月，清政府着手和上述四国商议借款事宜；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给借款合同签字扫清道路，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归为国有”，并派端方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接着，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以前批准商办的铁路路权出卖给了列强。这些铁路的修筑原本已经定为商办，四省铁路公司、绅商、民众为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清政府劫收商办铁路公司的做法同时损害了资本家、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并随即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风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四省之中，四川的保路风潮最为激烈，成都有数万人参加保路大会，号召全省罢市、罢课、停纳捐税，其他州县也闻风而动，纷起效法。与此同时，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掀起了全川武装暴动，20多万人围攻成都，四川保路运动转变为保路同志军起义。

为控制四川局势，清廷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一时间武昌城内守备空虚，革命党人遂决定趁机发动武装起义。于是，四川保路运动成了后来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一场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路线的革命即将到来。

1902年1月，慈禧带着光绪回到北京后，仍然将光绪囚禁在瀛台，一直到其死去。然而，自从《辛丑条约》之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却日益加剧。在联军纷纷撤走时，俄国却在中国东北驻留了几十万军队，沙皇尼古拉二世企图夺取满洲，不断在东北扩张沙俄的统治势力。沙俄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冲突，英国和美国也不愿俄国独占东北权益，因而支持日本与俄国不断谈判。

1904年2月，日军偷袭停泊在旅顺口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引发日俄战争。当时，俄国的军事实力强于日本，但其在远东的军力不足，海军更是分布于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调遣非常耗时，因此日本从一开始就决定速战速决。战争爆发当月，日本便派兵从仁川登陆，迅速北上；5月，日军强渡鸭绿江，击败沙俄沿江守军3万余人，进入中国境内。不久，日军夺取大连，切断了旅顺俄军和驻扎在辽阳的俄军主力之间的联系，辽阳俄军立刻出动救援，双方在瓦房沟交战，俄军战败。接着，另一路日军又成功登陆，与先前那路日军会合，进攻辽阳。6月，第三路日军抵达，随后日军进攻旅顺，占领营口，8月在旅顺港附近摧毁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夺得黄海、日本海域的制海权，旅顺俄军陷入重围。同月，日军在辽阳战役中击败16万俄军，取得重大胜利。10月，俄军反攻失利，被迫撤至奉天，双方大规模战斗至此暂停，出现所谓“沙河间歇”的胶着状态。

1905年1月，旅顺俄军投降，日军全面北上展开了奉天会战，双方共投入60万兵力，激战三个月，俄军战败，日军占领奉天，并乘胜进据铁岭、开原。5月底，前来增援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大规模海战，也就是对马海战，结果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则随后又占领了库页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就在1905年这一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无暇顾及远东战事；日本也由于长时间战争消耗而筋疲力尽，急于结束战争；美国则出于对日本过分强大的担忧而不断从中调停。最终，1905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划分了各自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可清政府竟无耻的宣称“彼此均系友邦”，还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自守“局外中立”。不过，俄国和日本显然对此毫不领情，1905年12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廷除接受了《朴次茅斯和约》外，还额外给了日本在东北经营、修筑铁路的权益。日本也趁此机会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1910年，日本兼并了朝鲜。

1903年，趁着日俄两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英国派军进犯西藏，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第一次侵藏战争发生在1888年，西藏地方军和清军防御失败，英国通过中英《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打开了西藏的大门，电影《红河谷》就是依托于这段历史背景）。虽然藏族人民对英军给予了坚决反击，但最后英军仍然侵入了拉萨，并强迫西藏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把西藏变成了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不过，清政府不承认《拉萨条约》，并派代表与英国重新交涉；1906年，中英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取得了《拉萨条约》中的一些特权，但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宣布不干涉西藏政事。

在整个20世纪的头10年，英、法、日、俄、德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不仅在华贸易额和投资加大，而且还不断掠取中国的铁路和矿山资源。

清政府方面，在庚子国变后，“大阿哥”溥儁被废黜，许多主战派大臣被作为“祸首”处置，因此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地位上升，清政府高层逐渐开始变革封建体制，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巩固满清的统治，平息人民的反抗。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其主要措施包括：调整官制，整顿吏治，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裁撤大量臃肿的官僚机构，停止捐纳实官；编练新军，创办、训练巡警，设立武备学堂、警务学堂；振兴商务，提倡并奖励私人资本创办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设立各级学堂，向欧美和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还允许了满汉通婚，劝止妇女缠足。

在各项新政中，编练新军最为耀眼。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大力推行新政，并于1905年率先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形成了当时最大的官僚军事集团，为其将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之顶峰打下了基础。

从新政推行5年后的1906年开始，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所谓“宪政”是指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辛丑条约》后，列强们改变策略，打算保全、扶植满清政权作为他们“以华治华”的工具，因此他们需要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另一方面，19世纪晚期，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兴起，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与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发生了碰撞，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右翼及君主立宪派，都或者主张推翻封建专制，或者要求通过君主立宪政体获得一定权利，因此清政府也需要借助政治上的改革拉拢立宪派，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这给了清廷很大的震动，他们觉得日本这样的一个小国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沙俄，完全是因为日本施行了君主立宪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于是，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清政府也效仿当初日本的做法，于1905年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他们指出，立宪有三大好处：稳固皇位、减轻外患、消除内乱；同时，他们也建议：“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清廷高层看中了这“预备”二字，于是在1906年9月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

在预备立宪中，清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但也提出“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暴露了其“皇帝专权，人民无权”的欺骗性本质，激起了民众的愤慨，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然而，毕竟在轰轰烈烈的预备立宪中，宪政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立宪议员们的民主意识和管理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这无疑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和这些人在民国初年的迅速从政打下了基础。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病死，第二天，慈禧老佛爷也死去。据说光绪病重期间曾表示，自己一定能死在老佛爷后面，这样的话，就一定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件事被李莲英知道，他立即报告了慈禧，慈禧听后便下令皇帝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结果当天下午，光绪的病情就突然加重，不久就死去了。也有人认为当初袁世凯出卖光绪，导致戊戌政变，所以他一直担心慈禧死后光绪会对付自己，于是就勾结庆亲王奕劻，打算废黜光绪，立奕劻之子为帝，结果未遂，于是就毒杀了光绪。当然，还有人觉得害怕慈禧死后，光绪对自己不利的是李莲英，是他下手让光绪死在了慈禧前面。

就在光绪临死前一天，行将不起的慈禧在南海召见军机大臣，以光绪皇帝无后为由，宣布立醇亲王载沣（醇亲王奕譞第五子，承袭爵位）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为皇帝，并以载沣为摄政王。光绪看到皇储是自己的亲侄子，监国摄政王又是自己的亲弟弟，也十分满意。半个月后，溥仪继位，隆裕太后（光绪皇后）和载沣摄政，改年号为宣统。

前几次把整个战争中联军的军事行动做了一些介绍，今天转过头来介绍清廷和诸列强谈判的情况。

在清廷的议和人选得到列强认可后不久，奕劻和李鸿章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清政府方面的议和纲领，但这一纲领却和此前法国提出的、并得到各国原则上承认的谈判要求相去甚远。几天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他对于中国人提出的议和大纲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并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

不久，慈禧一行抵达了西安，安顿下来的慈禧每天所急切盼望的就是李鸿章的好消息，不过，似乎坏消息却来的更频繁一些，因为这时联军已经攻占了保定，同时还有传闻说，京城里的洋人已经开具了一张需要“惩办”的人的名单，并且警告，这些人都是从犯，为了中国的体面，首犯的名字没有提及，如果这些从犯得不到惩办，那么他们将自己去寻找首犯算账。慈禧很清楚，“首犯”指的就是她自己，于是她让荣禄示意李鸿章，只要能保住自己，就什么都可以商量，李鸿章便开始更加积极的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使得各国开始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保留慈禧，而把载漪等人抛出去。

由于列强们咬住除慈禧之外的其他祸首的名字死死不放，李鸿章不得已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这些祸首，以阻止联军西进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慈禧被迫连续两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但都遭到了列强的拒绝，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列强还纠缠着“两宫何时回銮”的问题。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却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正当李鸿章和奕劻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监理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了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再加上李鸿章年迈体衰，因过度劳累而病倒，列强们便沉不住气了，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12月24日，八国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十二条”交给了奕劻，并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

这个《议和大纲》是后来《辛丑条约》的蓝本 ，其内容十分苛刻，当李鸿章将其原文电奏西安后，西安方面一片大哗，所有人都觉得无法接受。然而，在看到条款上既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让她交出权力后，慈禧还是复电照准了所有要求。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自知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于是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无奈之下，慈禧只得再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此次惩办基本上满足了各国的要求：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但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其余各级官员遭惩处者达一百多人。

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杀了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俄国、德国和法国都狮子大开口的提出了自己要求的赔款数额，而且还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英、美、日等在华商业利益较多的国家担心过大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在报价的同时主张将赔款数额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但是无论怎样，这些国家的报价都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军事开销和损失。

这个时候，李鸿章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开始不停的吐血，完全没有力气同洋人们讨价还价，庆亲王奕劻最后也没有出面，赔款谈判全部是由下级官吏出面参与的。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几度斗争，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列强还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所有这些赔款，加上利息，一共是9.8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足以组建160支北洋舰队。列强们对最终达成的赔款数额也难以置信，俄国公使对沙皇说“这是一场最够本的战争”，美国本来觉得得到100万两就满足了，但结果他们得到的是3000多万两。

5月26日，百般无奈的慈禧终于回电，照准了赔款数额。至此，议和大局已基本形成，在京联军开始陆续撤出。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同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及荷、比、西共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在签字时，李鸿章把自己名字中的三个字连在一起写，看上去十分模糊，乍一看就像是一个“肃”字，这个字是在李鸿章平定天平天国后，清廷给他的封号——“一等肃义伯”，他这么做等于是在告诉后人，不是我李鸿章要卖国，我只是为朝廷办事，要卖国的是皇帝你，所以我干脆把你给我的这个封号签上去，而不要把我父母给我的这个名字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条约签订后，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作出了今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保证，而签字回来后的李鸿章则身体每况愈下，大口吐血，于11月病逝，临死前，他的床头还站着逼他在东北问题上签字的俄国公使。

1901年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启程回銮，次年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从保定坐火车回到了北京。回銮途中，慈禧以载漪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为由，废除了其子溥儁“大阿哥”的名号，认祖归宗仍为载漪的儿子；1908年，慈禧令李莲英派人将溥儁刺杀。

中国近代有两个庚子年，1840年和1900年：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到1900年发生了与八国联军的战争。这样的一个过程说明，在清政府执行屈辱外交路线的同时，中国人也表现出了一种抗争精神，但是到《辛丑条约》后，一切都改变了，中国已经到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程度，《辛丑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一个外交文献，清政府已经沦落到甘心去做外国人侵华工具的地步，清朝的灭亡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必然了。

李鸿章奉旨北上，5天后抵达上海，但他却就此在上海停下来不走了。李鸿章驻足上海的原因有二：其一，慈禧的态度出现反复；其二，李鸿章向各国发出的和谈请求尚未有任何回音。

慈禧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后，北京的局势出现缓和，清廷和各国使馆之间关于和谈的通信往来日益频繁，联军此时也没有进军北京的迹象。这时，清廷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进京勤王，并向慈禧言明“既已开战，不能言和”，随后各路勤王之师陆续抵京，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起来。8月1日，慈禧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

与此同时，联军方面则在各自兵力对比的问题上发生争吵，7月25日，联军收到来自北京的美国使馆的密信，信中说他们在北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希望尽快派来援军。无奈之下，联军同意让日本增兵，7月底，日本在华兵力达到1万3千人，超过俄国，位居联军之首，其他各国也都尽力扩充自己的兵力，联军在天津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万4千人。随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究竟由哪个国家军队的指挥官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各国为此争的不可开交，联军的进军计划也因此一拖再拖。8月1日，联军最终确定了进军北京的日期，但因德国坚持要等到自己的远征军到达后再前进，所以此时的联军实际上是“七国联军”。

8月4日，联军以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主力则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为了阻止联军北进，清廷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以精锐部队驻防，而且还派当时因等待李鸿章抵京而尚未卸职的直隶总督裕禄亲自坐镇指挥京郊防御。8月5日，联军攻破清军北仓防线，清军被迫退守杨村；8月6日，联军再攻杨村，清军全线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在逃跑时进入一处民宅，不料竟发现房子里摆着许多棺材，这时联军士兵已冲入大门，裕禄在绝望中举枪自杀。次日，慈禧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停战。随后，李秉衡率军赶到前线，怎知他的军队还不如裕禄的军队战斗力强，许多将领甚至遇敌不战，一路溃逃，8月11日，已退到张家湾的李秉衡吞金自杀；次日，联军攻打通州，守军弃城而逃，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

8月12日，在占领通州的当日，联军除留德、法军一部驻守外，其余部队直扑北京；清廷方面则向南方各省发出急电，要求其火速北上勤王，一时间，被部署在北京的清军达到了七、八万人。8月14日，日军抵达北京朝阳门外，俄军抵近东便门，英军到达广渠门，美军随英军之后，法军随俄军之后，另有数千联军从天津出发以为后援。当日凌晨，俄军首先进攻东便门，不料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激烈抵抗，一时难以得手，急忙求救日军，日军遂在朝阳门、东直门外开炮攻城。不久，英军攻入广渠门，抢先进抵东交民巷使馆区，占领天坛；美军随后跟进，配合俄军从东便门进城，日军也占领了东直门，接着又攻破安定门和朝阳门；随后，法、奥、意军队也进入了北京城。至此，被围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解围。

到8月14日夜，北京内外城的攻防战结束，联军开始着手进攻皇城和紫禁城。8月15日凌晨，美军首先对皇城发起进攻，随后，联军部队一拥而上开始攻打东华门，慈禧挟持光绪帝着便服仓皇从西华门逃出，经德胜门出内城，沿颐和园、居庸关一线向太原方向出走。15日当天，联军攻入皇城逼近紫禁城，最先到达紫禁城的美军已经在午门外架炮，准备炮击皇宫了，然而就在此时，联军总部却下达了停止进攻紫禁城的命令，原因是担心攻入皇宫将激怒中国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国家独占或先占皇宫，把中国的珍宝据为己有。8月16日，清军在北京城内与联军展开巷战，死伤惨重，当晚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并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中国的皇宫、官邸无一幸免。

8月17日，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激烈争执后，联军方面勉强同意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不过瓦德西直到9月底才到达天津，10月中旬才抵达北京，等于是错过了所有的主要战斗，当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十万，驻京部队则超过三万。

咱们再说慈禧太后方面。在出逃后的第五天，8月19日，慈禧发出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大学士徐桐和户部尚书崇绮，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然而在北京城破不久，荣禄就率军败退到了保定一带，另外两人相继上吊身亡；第二道上谕发给了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再次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次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实际上是在向外国人道歉，并且表示对外开战的责任在于义和团和部分无知的王公大臣，至此，慈禧太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8月23日，慈禧起驾前往山西，次日电令李鸿章可“便宜行事”，同时，清军也在北京周边展开部署，防止联军进犯山西。

面对清廷的求和，俄国首先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因为他们急于想解决1896年中俄密约所未能解决的东三省国境问题。经过列强们内部的反复协调，最终确定了“先议和后停战”的策略，而不是如清廷所希望的“先停战后议和”，同时，为了遏制俄国，英、德两国提出：在议和问题上，各国不得瓜分中国领土，中国沿海、沿岸应全部向各国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对此，自知无瓜分中国能力的法、日、美等国均表示赞同。接下来，列强开始争论“是否接受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李鸿章得知此事后，特意给慈禧去了电报，要求朝廷增派庆亲王奕劻、荣禄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以平衡列强对自己的争议。不久，奕劻被授予“便宜行事”的全权，刘坤一、张之洞也成为了议和大臣，即便如此，列强中除俄、美明确表示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外，其他国家依旧没有表态。

在各国还没有就议和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各国军队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继续着战争。从9月初开始，联军以清剿义和团为名开始对京郊和直隶各地进行扫荡。9月7日，慈禧发出上谕，宣布义和团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下令对其严加剿灭，第一次明确宣布开始镇压义和团。

9月10日，慈禧抵达太原，15日，她再次致电李鸿章，敦促他马上北上。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李鸿章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便乘船北上，3天后到达了天津。不久，慈禧得到消息说，由于山西巡抚毓贤所辖之太原城是当时杀死外国人最多的地方，因此联军要大举进攻山西，找毓贤复仇。为此，9月20日，慈禧再次颁布上谕，要求加力剿灭义和团；同日，慈禧还收到了李鸿章请求惩处载漪等人的密折。9月25日，慈禧宣布要惩处载漪、载勋等主战派大臣，6天后，又下令将山西巡抚毓贤以义和团事件祸首之罪革职。10月5日，由于害怕联军进攻山西，慈禧下令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9月下旬期间，联军还不断攻城略地，先后攻占了北塘炮台，山海关和秦皇岛，控制了从大沽至山海关的各个海口。同时，李鸿章的外交工作也有了进展，英国已经承认了清廷提出的议和人选，法国等其他国家也随后表示赞同奕劻和李鸿章担任中方议和人选。这样一来，清廷与列强之间的和谈总算可以开始了，只是谁也没想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竟然持续了1年。

关于和谈之事，这里先不介绍，单说联军方面。10月初，联军分别从北京和天津派出军队，分两路进攻保定，并与20日前后占领保定，大肆烧杀抢掠，屠杀义和团。11月，德、意军队攻占居庸关、宣化和张家口。1901年1月底，法军进犯井陉，被守军击退，但李鸿章担心影响议和，遂下令守军退入山西境内，不许东出。3月下旬，法德联军再度进犯，李鸿章又下令撤军。4月下旬，法德联军攻打娘子关，清军败逃，联军再下固关，后因英、法担心山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从中加以阻挠，故侵入山西的德、法军又很快撤出。就这样，经过七个月的攻掠，联军控制了北京周边的各处要隘，在其占领区内义和团、百姓均惨遭劫难，死伤、被侮者不计其数。

1900年6月16日，西摩尔所率领的联军遭到清军董福祥部甘军的进攻，被迫后撤，撤退中又被义和团袭击。6月20日，联军开始沿运河向天津撤退，沿途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死伤数百人，最终在千余援军的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就在西摩尔遭到义和团和清军阻击的同时，联军开始了对大沽炮台的进攻。根据以往所签的不平等条约，列强舰船是可以自由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的。1900年5、6月间，鉴于形势的紧张，列强不断在白河口集结舰船、士兵备战，清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于是，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6月16日向大沽炮台守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在17日凌晨2时前交出炮台，否则将武力夺取。清军守将罗荣光当即拒绝了最后通牒，并下令准备战斗，同时上报驻于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要求增援。

6月17日凌晨，在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联军军舰开始向大沽炮台开炮，清军立即还击，战争正式爆发。几个小时后，联军相继占领南北炮台，大沽炮台全部失守，守军大部阵亡。

6月17日，慈禧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6月18日，当时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是已经收到了直隶总督裕禄派人送来的联军的那份最后通牒，于是，慈禧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商量是否要与列强开战。6月19日，大沽口已经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上下群情激愤，义和团也出现了要进攻东交民巷（当时各国使馆都在这一带）的迹象，慈禧赶忙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的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

当时，光绪帝还存有依靠列强恢复权力的幻想，因此帝党大臣都“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主张与列强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列强开战，但由于大阿哥事件，慈禧与列强结怨，因此在主战派载漪的极力怂恿下，她最终决定与各国翻脸。

6月19日，慈禧照会各国公使，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晚，公使们复函清政府，请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够在次日上午9点前得到答复。6月20日一早，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巡逻，克林德被清军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克林德被杀，使列强坚定了对中国用兵的决心。

6月20日下午，大批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请注意，这些中国人并不是义和团团民。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教堂时，慈禧就已经派荣禄率军前往东交民巷保护使馆了，东交民巷内有护馆洋兵，外有清军保护，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是很难发动进攻的，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一定不是义和团。事实上，对使馆发动进攻的正是“执行保护任务”的荣禄的军队，后来董福祥也率军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

6月21日，慈禧接到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证实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当日，慈禧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下达了战争动员令，表示要与列强开战，同时，慈禧也决定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

其实，早在宣战之前，义和团和清军就已经在天津与联军开战了，他们围困并炮击了天津租界，联军因兵力单薄而挂白旗拒战，但由于当时清军最高指挥官裕禄并未下决心开战，因此清军丧失了最有利的战机。从宣战后的6月22日开始，开赴天津的清政府军队越来越多，联军也派兵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虽然沿途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猛烈阻击，但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援军最终仍进入了租界，再加上从前方退回天津的西摩尔部，天津租界内的联军数量大大增加。

转过来继续说北京方面。在对使馆的进攻中，慈禧刻意避开了公使们聚集的英国使馆，而着重进攻其它使馆，这显然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然而，慈禧的这一策略却一直受到外界的干扰。6月25日，端郡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带着60多名义和团团民冲进了皇宫，声称要杀掉和洋人一条心的光绪皇帝，慈禧揭穿了二人趁机作乱的企图，杀掉了为首的团民。随后，出于对义和团失去控制的担心，慈禧传令荣禄停止进攻使馆，还派荣禄在使馆外树立了“奉旨保护”牌子。谁知仅仅三个小时后，慈禧收到了天津方面传来的消息，说大批联军增援部队已经从大沽口出发，而负责截断西摩尔退入天津的清军亦已战败，于是慈禧不得已再次下令开始进攻东交民巷。 

天津方面，联军虽然兵力增加了，但仍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毁坏，因此联军指挥官决定采取固守措施，各国军队分别负责一块区域进行防守。从6月22日至29日，虽然围攻租界的清军和义和团士兵共有近5万人，但并没有给予联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从慈禧于29日发给八国使节的电报及于7月3日发给英、日、俄三国元首的国书来看，慈禧也并没有下定决心与八国誓死一战，反而表达了求和的愿望。

整个6月下旬到7月初，英、日、俄、德四国相继大举增兵，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一万四千人，已抵天津租界的约八千至一万人；同时，在津清军也逐渐增至两万四五千人，义和团则增至五万人。

7月5日，清军开始三面进攻租界内的联军，义和团也积极配合作战，给予了联军一定程度的打击。为了解除清军威胁，7月9日，联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跑马场，迫使清军后退，随后又围攻八里台，清军守将聂士成率军奋战，重伤殉国，天津城外众多战略据点均为联军占领。

7月8日，慈禧电令李鸿章进京，任命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为日后和谈大臣的身份进行准备，一时间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之聂士成部随后战败，清军遂停止进攻，转而镇压义和团，前线局势急转直下。联军方面则因大沽援军不断到达，而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

7月12日，天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一万七千余人，见清军进攻已经停止，联军遂决定进攻天津城。7月14日，联军攻入天津，清军撤逃，城内义和团团民大部惨遭屠杀，而联军也死伤近千人。

天津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惊慌失措。7月16日，慈禧下令清军停止进攻东交民巷，她“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

7月17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启程沿海北上。其实，打从一开始，李鸿章就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北京的局势日益恶化，慈禧才数次电令他进京。李鸿章接到命令后，虽然答复说“立刻遵旨北上”，但却始终没有离开广州一步。后来慈禧对列强宣战，再度催促李鸿章北上勤王，可李鸿章却认为国家实力薄弱，鲁莽开战必遭灭顶之灾，因此称慈禧之命为“乱命”，拒不奉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在获悉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同时，南方大臣们还不断上书慈禧，希望朝廷能够尽快开始和谈，李鸿章则趁此机会等待时机。

到天津失守，慈禧立场动摇后，李鸿章觉得自己的主张有可能实现了，同时天津的迅速失陷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这一切最终促使李鸿章决定立刻北上。